卷帙浩繁的东巴经不仅是纳西先民古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也是集纳西族古典文学大成的宝库。纳西族琳琅满目的古老神话、史诗、传说、故事谣谚，都被东巴们用象形文字记录在东巴经中。东巴经文学的咏唱有特定的地点，即在东巴教的各种祭仪上，这些祭仪大都是宗教与民俗活动的组合形式。东巴经文学是诗体文学，所有的作品都是由奇数音节的诗句组成，3、5、7、9、11、13等奇数诗句错落使用，长短相间，比较自由。其中以五七言诗句为多。也有少数晚期的作品用纯五言诗句写成。所有的作品都由东巴用特定的乐调吟咏唱诵。东巴经文学包括自然神话、洪水神话、始祖神话、战争史诗、爱情长诗、镇鬼神话以及大量故事谣谚。代表作如神话史诗《创世记》、《黑白之战》、《哈斯之战》、《俄都奴杀猛鬼》、《许瓦增古盗火》、《祭天古歌》等，突出地反映了纳西族顽强坚韧、崇勇尚武、认同心重、凝聚力强的民族精神。《鲁般鲁饶》、《初布游布》等作品，以浪漫瑰丽而凄婉的笔调讲述了纳西族青年男女重感情、讲信义、不惜以死殉情的动人故事。 纳西族的民间歌谣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大调”，它是相对于短小歌谣而言的一个概念，特指广泛流行于民间的口传叙事长诗。其代表作有《游悲》（殉情之歌）、《猎歌》、《赶马》、《伐筝》、《鱼水相会》、《蜂花相会》、《雪析相会》等。在表现形式上，它们是入乐入调的演唱，而且每类作品都有相对固定的曲调。

纳西族除了有博大丰厚的本土传统文学外，自明代以来，出了不少以汉文写作的作家，明代土司阶层的“木氏六公”有大量的诗文传世。木公、木增等人的诗集选入了《云南丛书集部》及《古今图书集成》等书中。木增所著的《云薖淡墨》六卷还收入了清代所编的《四库全书》中。

绘画与雕塑是纳西东巴宗教艺术的重要构成部分。东巴绘画可分为木牌画、竹笔画、纸牌画和卷轴画。木牌画分尖头形和平头形两种。尖头木牌画一般绘神灵和被认为是善的大自然精灵“署”，着色；平头形木牌画各种鬼怪，不着色。纳西木牌画与我国西北地区出土的汉代人面形木牌有传承关系，木牌上画鬼神再插于地上祭祀之俗，原是古羌人的古俗。竹笔画主要是指用书写东巴经的尖头竹笔所绘的图画，包括经书封面装帧、经书扉页画、题图、插图等，有白描也有彩色。纸牌画指画在多层厚纸粘合而成的硬牌上的绘画，分为占卜纸牌画、自然神“署”之画以及东巴的五幅冠等。卷轴画是画在布质卷轴画上的各种神像画，东巴举行仪式时挂在临时设置的经堂上。卷轴画中的杰作是“神路图”，该画长15-20米，上绘鬼神人三界，有近400个人神鬼兽形象。该画用于丧礼和超度亡灵仪式。 东巴雕塑有面塑、泥塑、木雕。东巴绘画和雕塑有粗犷率直、自然浑朴的风格。

著名的丽江白沙壁画即是明代丽江纳西族社会大开放的产物。白沙壁画最为突出的特点是表现在题材上的多种宗教和同种宗教中的各教派内容相互融合并存，以及多民族的绘画技法揉为一体的现象。该壁画的内容包含佛教显宗、密宗和道教内容，突出地反映了纳西族在历史上善于吸纳多元的异族文化，不执迷于一种宗教文化的特点。

著名的“丽江古乐”也是多元文化相融汇的艺术结晶。“丽江古乐”由“白沙细乐”和丽江洞经音乐、皇经音乐组成（皇经音乐今已失传）。“白沙细乐”是我国屈指可数的几部大型古典管弦乐之一，除历史悠久之外，其珍贵之外在于它是丝竹合奏，分章节（尚存八首歌、舞、乐结合而成的套曲），其旋律与“和声”的独特是全国所仅见的。 “丽江洞经音乐”自明清以来就从中原逐渐引进并植根于纳西族的文化阶层中。它是道教“经腔”系从四川梓潼县传来的“大洞仙经”。“丽江洞经音乐”是区别于我国各地道乐体系的艺术珍品。

纳西族的很多传统古典乐舞保存在东巴教中。东巴经中有被誉为国宝的东巴舞谱《蹉姆》，用图画象形文字记录了东巴举行仪式时所跳的各种纳西族古代舞蹈。它不仅是国内少数民族古文字中迄今仅见的舞蹈专著，也是世界上用文字记录的最早舞谱之一。

纳西族是个信仰多种宗教的民族， 既信仰本民族的本土宗教——东巴教，也信仰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道教，各种宗教相容共存，各行其道，都有各自的信众，但在乡村，信众最多的是东巴教。

东巴教对纳西族的社会生活、民族精神、文化习俗有重大影响，是纳西族多元宗教信仰中的主干，是在纳西族处于氏族和部落联盟时期的原始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后，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逐渐吸收了藏族的本教、藏传佛教等的一些内容，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民族宗教形态。它有自己的仪式系统，庞大的鬼神体系，与各种仪式相配套的经典。泛灵信仰，大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重卜，以及“大自然和人是兄弟”这一基本理念，是东巴教的主要特征。

在当代纳西族社会中，东巴教的信仰和各种祭仪一般保留在比较边远的乡村里，虽然东巴教文化在当代已经成为一种闻名遐迩的文化产业，但东巴教已经不再是过去那样全民信仰的本土宗教。

东巴是东巴教的祭司，东巴全是男子，其传承主要是家庭或亲族世袭制，父传子，子传孙，无子则传于侄。只有少数东巴是无东巴家世而投师学艺的。东巴的古称是“本补”或“本”（“本”亦有祭祀、诵经之意），民间称之为“东巴”。“东巴”意为“智者”、“上师”、“大师”。东巴平时从事耕稼樵牧，是不脱产的农牧民，只是在受人所请时才举行法事，略得实物或现金报酬，但家庭收入主要是靠生产劳动。学识渊博，精通众艺的东巴被尊称为大东巴，出类拔萃者被尊称为东巴王，但这仅仅是一种尊号，与诸如藏传佛教那样的教徒等级不同。

纳西东部方言区本土宗教专家被称为“达巴”，“达巴”是“东巴”的异读。达巴无象形文字经书和如东巴那样有体系庞大而内容精细的祭仪，其性质更接近于“萨满”（Shaman，巫师）。达巴的口诵经很多。多数达巴认为他们的祖师是“丁巴沙拉”（东巴教祖师丁巴世罗之异读），少数讲他们的祖师是“阿巴笃”（与纳西东巴教中的创物神和人类始祖神美利董阿普相似）。达巴的大多数仪式都在野外举行。

桑尼是纳西民间对巫师的称谓，在有些地方又称“桑尼帕”或“桑帕”，“帕”意为占卜打卦和行使巫技。古代的桑尼多为女性，后来才逐渐由男性取而代之。直至近现代，在纳西族民间还有少数能行巫仪的女桑尼。桑尼与东巴的不同之处是他（她）们没有用文字写成的经书，也不是象东巴一样地实行父传子的世袭制。但桑尼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担任的角色，要经过特定的“巫师神授”仪式而成为桑尼。桑尼一直沿袭了专司占卜的古规，很多地方在举行东巴教仪式前都要首先请桑尼卜出事因病因；捞油锅、咬烧红的犁铧等巫技是桑尼常用的驱鬼手段。他们主要供奉的保护神是纳西族民族保护神“三朵”。

藏传佛教是从元末开始，由西藏经川西传入纳西族地区的。 自明代中叶以来，随着纳西族木氏土司势力的向北扩张，加强了和藏传佛教的联系。木氏家族与噶玛噶举黑帽系活佛关系密切。明成化九年（1473年），土司木嵚赠厚礼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七世活佛曲扎嘉措。木定任土司时（1508---1526年），八世黑帽系活佛弥觉多杰（1507- -1554年）在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应邀到丽江。噶玛噶举派陈拉居南嘉（1456- 1539年）的两个弟子强西年和俄阔琼绕南嘉曾出任木氏土司的宗教大师。

万历四十六年（1616年），在与格鲁派（黄教）的斗争中失败的噶举派黑帽系十世活佛却英多吉逃难到丽江，土司木增待之如上宾。十世活佛与木增及其继任土司木懿在其辖区内弘扬噶举派（白教）教义。土司木懿曾在藏传佛教黄、白二教在滇藏间的斗争中扮演了“扶白压黄”的重要角色，为在西藏地区受压的噶玛噶举教派在康滇川地区的传播和弘扬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木氏土司中虽有木懿等人实行过“扶白压黄”的政策，但总的来说, 木氏土司并没有忘记审时度势地调整与藏传佛教不同教派的关系。16世纪中叶，经过“宗教革新”的黄教的发展已在“颓废萎靡”的西藏诸教派之上，是时，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1543---1588）应蒙古俺达汗的邀请将黄教传播到了青海、蒙古地区。当时的土司木旺不失时机地积极去迎请三世达赖来康区，木旺莅临理塘发起集会，且出巨资迎请三世达赖到康区讲经传法，请三世达赖主持理塘寺的佛殿、院落开光奠基仪式。理塘寺的建成，标志着黄教由此传入康区。因木氏土司参与主持供奉并作盛大布施建立理塘寺，传播黄教，在历史上，木氏土司与三世达赖享有共誉，名声远扬。

清初以后，藏传佛教在丽江、维西纳西族地区得到较快的发展。丽江、维西两地的纳西族在明代就与藏传佛教有密切的来往，但真正在当地建立寺庙，广为发展教徒，则是在清代初年之后。从康熙到道光年间的180多年中， 先后建起了有相当宗教势力和经济实力的噶玛噶举派（白教）十三大寺。

在清代，汉传佛教在丽江地区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增建了60多个大小寺庙，分布在城乡各地。到20世纪50年代前，丽江县属的比较大的村寨几乎都有一个或几个寺庙，有的大寺有不少田产。寺庙中的和尚也多是纳西人。

道教在明代传到丽江，木氏土司从内地请来道士到丽江传播道教。清雍正元年（1723）丽江“改土归流”后，道教在丽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除了明代所建的道教道观外，清代又在丽江各地增建了不少道观，文昌宫和村寨庙堂与日俱增。道教信徒还组织了洞经会，以文昌宫为活动地点，将自己供奉的道教神仙编为神牌，学习洞经音乐，谈演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