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的史籍有两个特点：第一，数量多；第二，把历史著作纳入考据的轨道。 数量多 据《明史艺文志》著录，有明一代共有史书1316部，24096卷。这个数字是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
这个时期的史籍有两个特点：第一，数量多；第二，把历史著作纳入考据的轨道。
数量多
据《明史·艺文志》著录，有明一代共有史书1316部，24096卷。这个数字是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删削而成的，如果加上删削之书，当会更多。据《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著录，有清一代共有史书5915种，112200卷。这个数字也不完备，与实际数量相去甚远。
在众多的明清史书中间，野史、方志、谱牒之作尤多。明末清初动乱之际，杂史丛出。纪昀等认为：“明人学无根柢，而最好著书，尤好作私史。”（《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杂史类叙》）据谢国祯《晚明史籍考》著录，仅在晚明，野史、稗乘之作就有一千多种，后虽经清廷多次焚毁，所剩仍有数百种。
明清两代重视修志，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全国所有郡县都有了志书。现存近万种方志中，明清方志占绝大多数。
我国谱牒学历史悠久，清代是继魏晋南北朝之后我国谱牒学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杭州大学图书馆编《中国历代人物年谱集目》著录历代年谱三千多部，清代就占八百多部。来新夏《清三百年年谱知见录》著录情人年谱八百多种，其中不少就是清人所编。除了野史、方志、年谱之外，类书、丛书等也多于其他时期。
把历史著作纳入考据的轨道
在清代乾嘉学派的带动下，有清一代关于史书的考证、校注、补表、补志、辑佚、辨伪之作很多。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是清代三部考据学名著。钱书详于文字校勘，名物训诂，纠正谬误；赵书重于论证各代重大事件；王书详于典章故实。
据有关文献记载，校注《汉书》的著作就有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夏燮《校汉书八表》、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等二十多部著作。其它校注类著作还有朱右曾《后汉书郡国志补校》、钱献之《续汉书律历志补注》、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张宗泰《新唐书天文志疏正》、董沛《唐书方镇表考证》等。
给历代正史补表补志者也不乏其人。万斯同是创始人，他为历代正史补表73篇，继而踵事者实繁。据统计，为历代史书补表补志之作共82种。
清代的辑佚著作也不少。清编《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385种古籍，其中史书41种，重要者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520卷、薛居正《旧五代史》150卷、熊克《中兴小记》40卷、刘珍等《东观汉记》24卷。嘉庆间徐松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会要辑稿》366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和王仁俊《续编》、《补编》共辑佚书185种。另外，还有姚之骃《辑八家后汉书》、汤球《辑两晋南北朝史》等。
清代辨伪之作亦不少，阎若璩、胡渭和姚际恒是三位辨伪大师。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为长期争论不休的历史悬案画上了句号；胡渭揭露了《河图》、《洛书》的作伪事实；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是一部集大成性辨伪专著。
总之，上述考证、校注、补表、补志、辑佚、辨伪之书都是与清代考据学密不可分的，都是清人精心考据的产物。
明清史籍臻于极盛的原因是：第一，雕版印刷的繁荣。明至清代前期是我国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刻家之多，刻技之高，史无前例。雕版印刷的繁荣，以图书编撰为前提，于是文人著书编书成为时尚；第二，文字狱的影响。清人文网严密，文人们不能也不敢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不少人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治学中，大量编撰史书正是治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国现存史书的总数，《四库全书总目》著录2053种，《贩书偶记》及其《续编》著录有2938种，二者合计4991种。再加上方志一万种左右，总计当有一万五千余种。如果再加上谱牒、舆图等，实际数字当远远超出此数。
古代史书由于历史局限存在不少问题，梁启超曾指出史书“四蔽”：一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是“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是“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是“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新史学·中国之旧史》）
(责任编辑：史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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