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的史籍有三个特点：第一，官修史书多；第二，史体完备；第三，通史渐多。 官修史书多 我国古代官修史书滥觞于东汉，北纬末年开始设局修书，但就整体而言，隋唐以前，
这个时期的史籍有三个特点：第一，官修史书多；第二，史体完备；第三，通史渐多。
官修史书多
我国古代官修史书滥觞于东汉，北纬末年开始设局修书，但就整体而言，隋唐以前，官方并没有完全垄断修史大权，私人修史之例屡见不鲜。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下诏说：“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隋书·文帝纪》）唐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正式设立史馆于禁中，专修国史，名家执笔，宰相监修。从此，史馆修史和监修制度历代相沿。据统计，自唐至元七百多年中，史馆所修正史和典志类史书近三十种。另外，还有各朝实录、《元丰九域志》等。这些书除了实录大多散失外，其余大多流传至今。
在官修史书的带动下，民间也出现不少野史。据《宋史·艺文志》统计，截至宋代，官修史书共计2147种，43109卷，是《隋志》著录总数的三倍。
史体完备
这个时期除了编年体、纪传体之外，又产生了会要体、纪事本末体、纲目体、史评体、实录体、典志体等各种新史体，史体日趋完备。
这个时期的纪传体史书有有魏澹《魏书》、张太素《魏书》、李延寿《南史》和《北史》、王称《东都事略》、萧永祺《辽史》等。
这个时期的编年体史书有张太素《隋后略》、吕才《隋纪》、贾纬《唐纪年补录》、陈彭年《唐纪》、宋敏求《唐录》、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司马光《资治通鉴》等。其中，《资治通鉴》是一部历史名著，对后世影响很大。
会要体创始于唐苏冕撰《九朝会要》，后经杨绍复续修，再经宋王溥增补，最后成为《唐会要》。宋代尤其重视会要的编辑，专门设立“会要所”，前后重修、续修十余次。元修《经世大典》为会要的别名。
纪事本末体创始于南宋袁枢撰《通鉴纪事本末》，章冲《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李子文《蜀鉴》、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等亦属此体。袁枢《通鉴纪事本末》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1300年中的308件重大历史事件，按类编为239个题目。纪事本末体是在编年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吸收了编年、纪传二体之长，弥补了编年、纪传二体之不足。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教下》中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纪事本末体的缺点是不能系统论述古今历史的各个方面，重于政治，略于经济、文化等。
纲目体是编年体史书的一种，创始于宋朱熹《通鉴纲目》。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亦属此体。
史评体由来已久，《左传》的“君子曰”，《史记》的“太史公曰”等都属于史评，但作为专著还是以唐代刘知几的《史通》为早。
实录体源于起居注，以梁周兴嗣《梁皇帝实录》为最早，但正式应用这一体裁还是从唐朝开始，以后历代相沿。
典志体起源很早，如《礼记》的“五制”、“月令”等篇，《史记》的“八书”、《汉书》的“十志”均属此体。但作为专书还是以唐宋为盛。唐杜佑《通典》、宋郑樵《通志》和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合称“三通”，对后世影响较大。
通史渐多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可是从汉到唐的六百多年间，除了《南史》、《北史》属于通史外，无一不是断代为书。随着唐宋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史学提出了融会贯通的要求。只有通为一家，才能纵观历史全貌，才易于比较各朝制度的得失。因此，这个时期通史著作大量出现，“三通”和《资治通鉴》均属此体。另外，尚有高峻《高氏小史》、姚康复《统史》、范质《五代通录》等。
隋唐宋元史籍繁荣的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官方重视。隋唐宋元时期的不少史书都是在皇帝亲自过问下完成的。预修人员多为著名学者，可谓极一时之选。唐代史馆修氏制度也是在官方支持下逐渐完善起来的。宋代“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为官修史书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各类官书局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第二，科举制的产生。隋文帝以后实行的以考试为特点的科举制，为各类人才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机会。各种人才脱颖而出，跻身士林，他们成了史书编撰的主力。第三，雕版印刷的初步繁荣，为史书提供了更多的出版机会，极大刺激了史书编撰。
(责任编辑：史林娜)
晋公网安备 1401920200064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