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类书大量增加，《宋史·艺文志》著录有278部、10525卷，清倪灿《补志》又增补2341卷。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吴淑《事类赋》三十卷，李昉等奉敕撰《太平御览》一千卷、《文苑英华》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王钦若等奉敕撰《册府元龟》一千卷，无名氏《锦绣万花谷》四十卷、续四十卷，祝穆《事文类聚》前集六十卷、后集五十卷、续集二十八卷、别集三十二卷，刘应李《翰墨大全》一百二十五卷，潘自牧《记纂渊海》一百卷，王应麟《玉海》二百卷、《小学钳珠》十卷，陈元靓《事林广记》前集、后集、续集、别集、新集、外集各二卷，章俊卿《山堂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后集六十五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二十五卷，陈景沂《全芳备祖》前集二十七卷、后集三十一卷，谢维新《古今合壁事类备要》前集六十九卷、后集八十一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九十四卷、外集六十六卷，等等。其中以《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最为有名，此四者不仅卷帙浩繁，内容丰富，而且编排体例也较为完备。宋代类书深受读者欢迎，不少类书都是一续再续。

 

    金元类书不多。金章宗泰和四年（1204年）完颜纲等奉敕编有《编类陈言文字》20卷；元文宗时，赵世延、虞集等奉敕编有《经世大典》880卷。前书早已失传，后书亦有残阙。

 

    明代类书数量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共有一百五十部左右。其中比较著名者有《永乐大典》、俞安期撰《唐类函》、章潢编《图书编》、邹道元《汇书详注》、唐顺之《荆川稗编》、徐元太《喻林》、王志庆《古俪府》、彭大翼《山堂肆考》、焦竑《类林》、王圻《三才图会》等。

 

    明成祖永乐年间解缙等奉敕编纂的《永乐大典》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辑录宋元以前的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图书七、八千种。此书编成后，因卷帙过多，始终未能刻板。嘉靖时又写正副本各一。副本于明末被焚毁，正本于清代初中期略有散失，而大部分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被毁劫一空。

 

 

永乐大典

 

 

    明代类书有三个缺点：（一）多剽窃饾饤，无资实用，编者多为二道贩子，辗转传抄，不考原书，因讹踵误。（二）引文多不注出处，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天中记》所说：“明人类书大都没其出处，至于凭臆增损，无可征信。”（三）伪书较多，书贾为了牟利，多伪托名人，滥编类书，例如杨慎编《可知编》、汪道昆增订《五本霏玉》、李攀龙《诗学事类》和《韵学渊海》、王世贞《异物汇苑》和《汇苑详注》，王室懋《古今类腴》等类书著者均非其实。

 

    清代类书据《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著录，共146部、13847卷。清代初期，特别是康熙、雍正两朝，类书之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编纂的类书，如敕撰《渊鉴类函》四百五十卷，《骈字类编》二百四十卷，《分类字锦》六十四卷，张廷玉等编《子史精华》一百六卷，张玉书等编《佩文韵府》四百四十三卷，《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说，都远远超过前代。

 

    其中，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成》为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全书分为六个汇编，三十二典，六一○九部。此书收录有不少精美的插图，图文并茂、文字翔实，实为今日查核典故、考经证史的重要依据和凭借。

 

 

    另外，比较著名者还有陈元龙编《格致镜原》等。

 

    以上实力类书的编撰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每逢改朝换代或政治动荡之后，官方例有编撰类书之举。例如《皇览》编于曹魏统一北方之后；《艺文类聚》编于唐初；《三教珠英》编于武则天掌权之后；《太平御览》等编于宋初平定南方之后；《永乐大典》编于“靖康之难”之后；《古今图书集成》编于胤禛挫败政乱之后。类书往往成为历代统治者粉饰太平的工具，有其明显的政治目的。

 

    类书编写如此之盛，寻究其深层次的原因，不难肯定，这是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专制”下形成的“怪胎”。它是统治阶级出于笼络士大夫这个政治上的需要，以加强对他们的控制，所谓“迟其岁月，困其心志”，使之“具老死文字间”。（刘壎《隐居通议》卷十三）这一点从最早的类书《皇览》的名字就可看出究竟。为什么要取名《皇览》呢？顾名思义，是编给帝王浏览的。又如《初学记》乃是为唐玄宗诸皇子作文参考而纂修。《大唐新语》记载，玄宗谓张说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再如宋初敕撰《太平编类》一千卷，太宗每日阅三卷，一年读毕，赐名《太平御览》。其实，无论是唐宋初期之纂修类书还是明成祖之敕修《永乐大典》以及康、乾敕修类书，均是此意。由此可以看出，类书主要是应上层统治阶级首先是封建帝王的需要而编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