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书的历史非常悠久。

 

      钮树玉在《匪石先生文集》中说：“类书之端，造于《淮南子》。古者著书，各道其自得耳，无有哀集群言，纳于部类者。秦之吕不韦，始聚能文之士，著为《吕览》；而其言则自成一家，且多他书所未载，非徒涉猎也。至《淮南》一书，乃博采群说，分诸部类，大旨宗老、庄而非儒、墨。虽泛滥庞杂，醇疵互见，而大气浩汗，故能融会无迹，则探索之力亦深矣。”“博采群说，分诸部类”，这和类书的编写方法是完全相近的，至于“融会无迹”，则又和类书照录原文、标明出处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淮南子》不能算是真正的，仅仅只是类书的发端而已。

 

      三国的时候，魏国缪袭、王象等就在魏文帝曹丕的支持下编撰了我国古代第一部类书——《皇览》。《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日《皇览》。”另外《魏志·杨俊传》注也说，《皇览》一书“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合八百余万字”。 可见其内容是很丰富的，可惜此书于唐代便已散失，今天无法考见其面目。

 

      三国出现类书，是因为汉魏之际文风华靡，盛行排偶，动辄征引故事，非常需要可资查阅词语典故的工具书。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云：“汉魏以下，文士撰述，必本旧言，始则资于训诂，继则引录成言（汉代之文，几无一篇不采录成语者，观二汉书可见），终则综辑故事。”类书就是在这种学术空气中产生的，它为文人著书立说提供了方便。而且，汉魏之际，抄书成风，从帝王将相到普通百姓无不抄书，类书正是汇抄群书的产物。汉魏之际重视藏书，藏书的丰富也为抄撰类书提供了资料保证。最后，这一时期，图书分类已有了较高水平。史游《急救篇》把汉字分为姓氏、衣服、饮食、器物、文学等类；刘向《七略》开了我国古代书目分类的先河，是我国图书分类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汉魏图书的分类经验为类书分类奠定了学术基础，而类书之分类为学者检索资料提供了方便。

 

      晋代类书无考。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南北朝类书有8种，1680卷。加上齐《史林》30篇和《四部要略》1000卷、梁《法宝联璧》300卷和《学苑》100卷，共计12种3000余卷。其中以徐勉编《华林便略》影响较大。南北朝类书增多与当时隶事之业发达有关。把众多隶事资料汇编在一起就是类书，类书正是隶事的重要成果。另外，从目录学的角度看，类书的原始名称叫“类事”，类事就是把同类事物汇集在一起，和“隶事”是一个意思，这也反映了类书与隶事的渊源关系。

 

      隋代类书有虞绰等《长洲玉镜》、杜公瞻《编珠》、虞世南《北堂书钞》等。其中，《北堂书钞》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类书，原本173卷，分80部1801类，每类先以大字摘抄群书字句，后以双行小字注出书名或列出原文。现存《北堂书钞》已非原本。

 

      唐代类书数量，《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有13种、3687卷，《新唐书·艺文志》续补32种，1338卷，二者相加，共计45种，5025卷。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欧阳询等《艺文类聚》、高士廉等《文思博要》、许敬宗等《瑶山玉彩》、张昌宗《三教珠英》、徐坚《初学记》、白居易《白氏六帖》等。

 

      《艺文类聚》100卷，分46部，740余类，征引群书1431种。欧阳询在《艺文类聚》序中称，《流别》、《文选》，专取其文，是为总集；《皇览》、《遍略》，直书其事，是为类书。自《艺文类聚》始，遂合事和文为一编，其体例是“事居其前，文列于后”，这是类书编制体例上的一大变革。故《四库提要》称“是书比类相从，事居于前，文列于后，俾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于诸类书中，体例最善”。另外，《艺文类聚》引文比较完整，成为后世辑佚的宝库。当然，此书内容也有缺点，如山部五岳只有华山、嵩山和衡山；帝王部三国不录蜀汉，北朝只有北齐等。

 

 

      艺文类聚

 

      唐颜真卿撰《韵海镜源》，分韵而隶事，这是唐代类书编写体例上的又一创新，在巨型类书门类至多至繁的情况下，提供读者按字检索之便。

 

      《初学记》30卷，分23部，313类，类下先叙事，次“事对”，后“赋”、“诗”等，《初学记》是唐玄宗为辅导太子学习而编的。其编例集中了《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类书的优点，包括叙事、事对、文选三个部分。叙事即汇抄有关事件，事对即将有关事件浓缩为对偶词语，两两相对，以便选用；文选即汇抄有关诗、赋、赞、铭等。

 

      白居易《白氏六帖》亦名《白氏经史事类六帖》，为“诸生”共同编成，非白氏一人所为；《六帖》的编撰方法是先以瓶分类搜集资料，然后“倒取”瓶内资料，“钞录”成书。宋人孔传又作《后六帖》30卷，为《白氏六帖》的续编，后人将二者合在一起，称为《白孔六帖》。

 

 

 

      就整体而言，唐五代类书较南宋以降类书为优，《白氏六帖》优于孔氏《后六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