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05年这一年的冬天，远在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留学的鲁迅，看了一段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从此“决计要学文艺了”。据说他在片中看到许多久违了的中国人，其中一个被捆绑着，因为给俄国人做间谍，将被日本军砍头示众，而周围是一些围观的中国人，身强体壮，但表情麻木。鲁迅醒悟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8〕

突然觉悟要放弃医学，实则是放弃一种专业，而从此提倡文艺，实则是投身一种公共事业。现代知识分子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掌握专业知识与技术，在专业知识与技术范围内，运用理性服务社会，用康德的话说，这是一种私下的、消极的理性方式；另一种是超越自身所属的专业与职业，公开地、自由勇敢地运用理性，投身到社会公共事务中去。前者是专业知识分子或科技知识分子，后者是人文知识分子或政治知识分子、批判的知识分子。在康德的启蒙理想中，专业知识分子与人文知识分子的区分与超越，都是必要的：一方面，现代知识分子必须坚守自己的专业领域，在其职业岗位上谨慎地运用理性，讲求服从与合作；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又要能在公共领域勇敢地、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对社会、政治、文化问题进行反思批判，追求思想与真理的彻底性。

对中国文化传统而言，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文知识分子，似乎并不陌生，尽管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与传统中国文人的“公共性”有本质的区别。真正陌生的，是专业知识分子，即那些掌握现代专业知识与技术的人才。中国拥有传统意义上强大的“人文知识分子”传统，科举制度下的传统中国文人，既是政治精英又是知识精英，而且其知识与政治是一体化的，政治被人文知识化，知识也被人文政治化。礼仪天下，耕读传家，如果不是西方文明的冲击，传统中国文人也自成一统。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现代文明冲击下的中国传统文人的最大困境，即是缺乏专业知识，所谓有经义文章，无一技之长。洋务运动开始引进经世致用之学，科学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技术如开矿、冶金、筑路、造船、造炮，于是，新学出现了，新学培养的专业知识分子也出现了。

废止科举之后，传统士大夫晋身无门，从官僚阶层与农耕士绅阶层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漂浮的群体，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但新颖却不强大。变废科举、兴立新学，最初的动机主要是培养专业知识分子。但现代中国的真正问题是，专业知识分子的专业理性不强大，人文知识分子的公共理性也同样不强大。就专业知识分子而言，新学不新，旧科不去。新式教育中教师一知半解，学生死记硬背，华而不实，几乎成了“科举之变相”。1915年，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发现当时北大的教学内容虽已是新学，但学生心理还是旧科的一套，以学业为举业，大学毕业等同于科举及第。1918年胡适回国，发现国内新学堂的学生高不攀、低不就，成为一种“无能的游民”。

科举使传统社会的政治与学术一体化，废止科举，首先想仕学分途，但实际上许多学人仍不忘读书做官。所谓时下“人多喜作政客，鲜为学者”〔19〕。废止科举后，士人仍有学以致仕的心理，但体制内堵死了学而优则仕的途径的同时，反制度的革命却提供了新的、更有戏剧性的致仕之途。职业知识分子很容易成为人文知识分子，而人文知识分子又很容易成为职业革命家。科举之后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处在学术与政治、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断裂中，进退维谷，专业知识分子守不住自己的专业理性，人文知识分子也难以发展其公共理性。许多知识分子，著名如梁启超、胡适，都曾摇摆于以政治还是以学术为本位的境地之间；许多知识分子，著名如陈布雷，都曾投身于政治，结局不是可悲就是可笑。现代知识分子从传统文人的官绅二重身份转化出职业革命家、人文知识分子与专业知识分子三重身份，这三重身份也构成三个不同的群体。从新式知识分子到职业革命家，其政治组织关怀取代了知识与真理关怀，知识分子也就失去了知识分子身份，他们与传统文官相同的是政治职业，不同的是现存体制的维护者与现存体制的叛逆者。人文知识分子担当社会良心，遗世而独立的批判精神时常失落在现实政治的诱惑与迫害中。最不幸的可能还是那些专业知识分子，他们不能或不愿参加政治活动，但却不能摆脱社会政治的侵扰与压迫。

四

1905年这一年的冬天，远在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留学的鲁迅，看了一段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从此“决计要学文艺了”。据说他在片中看到许多久违了的中国人，其中一个被捆绑着，因为给俄国人做间谍，将被日本军砍头示众，而周围是一些围观的中国人，身强体壮，但表情麻木。鲁迅醒悟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8〕

突然觉悟要放弃医学，实则是放弃一种专业，而从此提倡文艺，实则是投身一种公共事业。现代知识分子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掌握专业知识与技术，在专业知识与技术范围内，运用理性服务社会，用康德的话说，这是一种私下的、消极的理性方式；另一种是超越自身所属的专业与职业，公开地、自由勇敢地运用理性，投身到社会公共事务中去。前者是专业知识分子或科技知识分子，后者是人文知识分子或政治知识分子、批判的知识分子。在康德的启蒙理想中，专业知识分子与人文知识分子的区分与超越，都是必要的：一方面，现代知识分子必须坚守自己的专业领域，在其职业岗位上谨慎地运用理性，讲求服从与合作；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又要能在公共领域勇敢地、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对社会、政治、文化问题进行反思批判，追求思想与真理的彻底性。

对中国文化传统而言，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文知识分子，似乎并不陌生，尽管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与传统中国文人的“公共性”有本质的区别。真正陌生的，是专业知识分子，即那些掌握现代专业知识与技术的人才。中国拥有传统意义上强大的“人文知识分子”传统，科举制度下的传统中国文人，既是政治精英又是知识精英，而且其知识与政治是一体化的，政治被人文知识化，知识也被人文政治化。礼仪天下，耕读传家，如果不是西方文明的冲击，传统中国文人也自成一统。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现代文明冲击下的中国传统文人的最大困境，即是缺乏专业知识，所谓有经义文章，无一技之长。洋务运动开始引进经世致用之学，科学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技术如开矿、冶金、筑路、造船、造炮，于是，新学出现了，新学培养的专业知识分子也出现了。

废止科举之后，传统士大夫晋身无门，从官僚阶层与农耕士绅阶层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漂浮的群体，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但新颖却不强大。变废科举、兴立新学，最初的动机主要是培养专业知识分子。但现代中国的真正问题是，专业知识分子的专业理性不强大，人文知识分子的公共理性也同样不强大。就专业知识分子而言，新学不新，旧科不去。新式教育中教师一知半解，学生死记硬背，华而不实，几乎成了“科举之变相”。1915年，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发现当时北大的教学内容虽已是新学，但学生心理还是旧科的一套，以学业为举业，大学毕业等同于科举及第。1918年胡适回国，发现国内新学堂的学生高不攀、低不就，成为一种“无能的游民”。

科举使传统社会的政治与学术一体化，废止科举，首先想仕学分途，但实际上许多学人仍不忘读书做官。所谓时下“人多喜作政客，鲜为学者”〔19〕。废止科举后，士人仍有学以致仕的心理，但体制内堵死了学而优则仕的途径的同时，反制度的革命却提供了新的、更有戏剧性的致仕之途。职业知识分子很容易成为人文知识分子，而人文知识分子又很容易成为职业革命家。科举之后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处在学术与政治、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断裂中，进退维谷，专业知识分子守不住自己的专业理性，人文知识分子也难以发展其公共理性。许多知识分子，著名如梁启超、胡适，都曾摇摆于以政治还是以学术为本位的境地之间；许多知识分子，著名如陈布雷，都曾投身于政治，结局不是可悲就是可笑。现代知识分子从传统文人的官绅二重身份转化出职业革命家、人文知识分子与专业知识分子三重身份，这三重身份也构成三个不同的群体。从新式知识分子到职业革命家，其政治组织关怀取代了知识与真理关怀，知识分子也就失去了知识分子身份，他们与传统文官相同的是政治职业，不同的是现存体制的维护者与现存体制的叛逆者。人文知识分子担当社会良心，遗世而独立的批判精神时常失落在现实政治的诱惑与迫害中。最不幸的可能还是那些专业知识分子，他们不能或不愿参加政治活动，但却不能摆脱社会政治的侵扰与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