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1905年科举废止不久，传教士林乐知在《万国公报》发表评论：“停废科举一事，直取汉唐以后腐败全国之根株，而一朝断绝之，其影响之大，于将来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之奇效。”这种“可惊可骇之奇效”，远不仅是一时之间清皇朝灭亡、现代政治与文化变革开始的。

当年废除科举的主要动机是发展现代教育，但遗留的科举心理却在科举制度废除百年之后，渗透到现代教育体系中。废除科举并没有为现代教育清空场地，在科举废墟上建立的现代教育制度，总有科举阴魂的缠绕。废除科举打破儒学的一统天下，旧教育制度解体。但是，现代教育体系在制度上的确立，并不能保证心理上的纯粹。科举情结仍以“应试教育”的形式，置换性地表现在中国现代教育体制中。以中考、高考、考研等各类升等考试及以重点中学、大学、重点大学、出国留学等构成的庞大的应试教育体系与等级教育网络，正在有条不紊地、尽可能地合理公正地提供社会晋升流动机会，犹如当年的科举制度。科举情结根深蒂固，废止一种制度，未必能废止一种心理。半年前消息传出，北京国子监孔庙，将把“文革”后恢复高考以来各省的“高考状元”的大名刻碑陈列在元、明、清三代进士碑旁！有人惊愕愤慨，不知今世何世。《南方都市报》的文章大呼：“百年之前科举制度已告废除，百年之后科举精神又借尸还魂。”其实根本没有必要错愕至此，因为应试教育大行其道，高考有类科举，早已让人见怪不怪。

为发展现代教育而废除科举，但严格说来，科举制并不是一种教育制度，而是选官制度。遗憾的是，科举废除之后，现代中国还没有建立一种全新的、规范合理、公平公正的选官制度。科举作为一种选官制度，它至少在原则上主张与实践让知识和道德为权力提供合法性。而后科举时代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除了暴力与阴谋外，没有什么能为权力提供“合法性”依据。民国时期的选官历史是一部“厚黑”历史，充满着暴力血腥与腐败阴谋。曾有人怀疑改良科举是否比废除科举更好。因为西方现代选举政治与官僚政治分立，官僚遴选的所谓“考选制”，最初也是在中国科举制影响下创立的〔23〕。为什么现代西方借鉴的制度，我们自己要废除？如何在中国特色的现代政治秩序中建立一种政治标准与业务标准并重、公平合理的社会精英的遴选制度，对于保持现存政治秩序的稳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以及权力的延续性至关重要。如何创立新的选官制度，借鉴西方政治体制，似乎仍有诸多难处，是否还有其他道路？有人想象“重建科举制度”。

废除科举制度，比具体的教育、行政制度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中国文化传统或道统的断裂。正如萧功秦先生指出：“由于科举制度是以儒家的政治标准和价值来选拔人才、凝聚人心和构成获取地位、名望和权力的基本途径的，科举制度的废止，从长远来看，就使国家丧失了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这就导致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代的价值之间的最重大的一次文化断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由于科举制度在1905年的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与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

废止科举、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从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对帝制中国文明进行了彻底的革命。而在1905年废止科举与1919年五四运动之间，有一条必然的联系线索，即，废止科举先自废了传统文化的武功，五四新文化运动自然就可以摧枯拉朽的力量横扫千年儒家。

一代新学知识分子，以西方现代文化取代中国传统文化，为了摆脱帝制中国的专制、腐败、愚昧，提倡民主制度、科学理性、个性自由，便引进了西方现代启蒙思想。其深远影响，直比当年佛学改造中国。这不在“大历史”的宏观视野下审视，是难以想象的。在传统中国社会，科举既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文化制度，而中国文明的特征之一，就是文化与政治的一体化。

所以说，废止科举废止了一种政治制度，同时也废止了一种文化传统。而废止这种文化传统的痛苦，王国维那一代人已经深陷其中，且百年之后我们这一代人还没有走出。新文化运动为现代化中国准备了文化资源，同时也造成了所谓的“文化断裂”，以至于废除科举百年之后，人们越发感受到文化断裂的危机。

现代中国，必须接受西方现代文化，否则中国无法“现代”，而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化，中国又无法在文化上认同“中国”。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在物质与精神上，都是痛苦的，至少中国在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重整中国文化，弥合文化断裂。然而，哪一种文化观念与价值可以担当起这个历史重任呢？启蒙曾经是一种激扬的选择，而冷静中检讨，在移植性启蒙之外，中国现代文化是否还有另一种选择，即找到一个支点，重建现代制度与文化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