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晚年曾向北京图书馆(以下简称北图)建议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北图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递交这一提案获通过，并得到津贴，遂拟定四条具体操作办法。1927年7月20日，梁启超收到北图告知这一消息、并请他担纲编纂《大辞典》的信函后，于22日回信说：“鄙人深感董事会提倡文化之盛心，益当努力工作，以期速底于成。办法四条，敬当遵守。从本年八月起，当于每月中旬将前一月成绩函达贵馆，以资馆务报告之用。一年半以后，全书告成，当即定稿缴呈贵馆，备出版也。”(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本文引文皆出此，以下不再注明。)8月8日，梁启超又致信北图，就编纂《大辞典》之事，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更为具体且可操作的细节。全信如下：

      北京图书馆公鉴：敬启者，鄙人编纂图书大辞典事，前承示所拟办法四条，经已具答在案，今谨将预算别纸开呈。此预算不过略举大概，其他办法随时变通，未能纤悉列入。例如关于专门书籍，或须于编辑员之外，随时委托专家，赠以相当报酬。又如编辑员或须另赁寓所，供给其食宿费。又如海内外各大藏(书)家，或须专派人往抄其目录。诸如此类支出项目，颇难逐细胪举。总之，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既信鄙人，则鄙人自当负全责，两年之内，最少亦将现存书之全部分及重要各表编成，俾此举得告一段落。其已佚之部，若两年内能一律蒇事，固甚善，否则当更展期赓续，务底完成。至于经费支付之项目分配，若难每月画一，拟请贵馆通知该会。如来书所拟领款办法，每月交付鄙人四百元，当即签署收条，俾贵馆得据以报告。至于全部决算，拟于两年之末再行总结详报。如何处之，敬乞示复遵行。

      再者，鄙人编辑此书，本因同学中有数人热心整理国故，为兴味及义务心所驱，相约为共同工作。预算中所列编辑员薪金至为微薄，实不足以言正当之报酬。将来成书印行时，贵馆若与书局订立版权，共有契约，拟请将著作权方面所分得之利益，提出一半分给编辑员，以偿其劳，于情事似为公允，如何之处，并请示复为盼。专此，即请公安。

      民国十六年八月八日

      从这封信中可看出，梁启超编纂《大辞典》既是出于兴趣，也觉得有义务，并自陈“当负全责”。他对编纂《大辞典》所需编辑员、专家、工作场所、经费开支及编纂进度等方面都作了周密考虑。种种迹象表明，梁启超有决心把这部《大辞典》“务底完成”。

      这年8月31日，中国图书大辞典编纂处致信北图，报告工作情况，不仅提到梁启超提供私人藏书十余万卷以编目录，更在操作上就如何分类、版本知识等五项具体内容，给予大家具体帮助。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此时已为肾病所苦，几次出入医院。而他的著述任务艰重，除了编纂大辞典，还想完成已在进行的《辛稼轩年谱》的写作。当他终于感到力不从心时，他不得不开始面对现实。1928年6月，梁启超辞掉了清华研究院事务，以集中精力编纂《大辞典》。6月18日，他致函北图副馆长袁守和，通报一年来编纂是书进展情况，并托侄子梁廷灿“带去成绩(指已编纂好的部分——引者)若干册”。并说及“此书编纂颇费苦心，其义例及方法皆迥然不袭前人，意欲为簿录界开一新纪元……公试一观其略定之稿(所须改者尚极多)，谓可达此目的否耶”。同一天，梁启超还致信胡适，请胡适助力。梁在信中告知，自己领衔编纂《大辞典》一年以来，“颇感斯业之有益，兴味引而弥长。窃不自揆，意欲使此书成后，凡承学之士欲研治某科之学，一展卷即能应其顾问，示以资料之所在，及其资料之种类与良窳，即一般涉览者，亦如读一部有新系统的《四库提要》，诸学之门径可得窥也。此种愿望之成绩，虽未敢期绝对满意，然黾勉赴之，最少亦可树立规模以俟来者之补正，于愿亦已足矣。今将稿本略审定，可缮写者可提出若干种于图书馆，以转董事会，盼我公在会中审查时，费一二日之力，细为省览，而有以是正之。……此等工具之书，编纂备极繁难，非有一人总揽全部组织不可，却绝非一人之精力所能独任”。对于这份助力的重要性，梁写道，“原定两年成书之计划，虽未必能完全实施，要可得十之七八耳。董事会所赐补助费原定两年，今正得半，想董事诸公既提倡于始，则赓续更不成问题，仍盼我公稍注意审查成绩，估其价值，在会中力予主持，俾不至废于半途，幸甚幸甚”。这两封信，彰显出梁在精力渐颓时，对完成《大辞典》还是念念不忘，仍充满信心和决心。

      然而，梁的病情终于急转直下。7月7日，梁的侄子梁廷灿在一封给他人的信中写道，他叔叔梁启超“自受手术以后，病体迄未复原，去年秋冬间复发转剧，一年以来，大半送生涯于医院中，至今日常生活犹被医生严重干涉，不许接见宾客，不许作一点钟以上之谈话，非惟政治上不能过问，即讲学著书，亦从辍业……”一个半月后，梁廷灿此话为梁启超本人所证实，那就是后者终于意识到，尽管自己对编纂《大辞典》这“一件未了的事业”一直“做得津津有味”，但病体不支，他终于不得不忍痛“斩钉截铁的辞掉”(引号内皆梁启超语)这一职务了。正像梁当初担纲做这件事尽心尽责一样，现在既然不得不辞掉这一职务，他同样考虑得尽心尽责。8月22日，梁在给女儿令娴的信中告知自己打算辞掉编纂《大辞典》一事时，谈及不仅已把当年的编纂津贴费如数退还，还把去年已收的五千元也退了回去，虽说因为已编就数册，这五千元“论理原可以不还，但为省却葛藤起见，打算也还却”(梁启超语)。但此时梁一下子还不出这笔钱，为此他立下计划，“现在定从下月起每月还二百元，有余力时便一口气还清。你们那边营业若有余利时，可替我预备这笔款，但不忙在一时，尽年内陆续寄些来便得”。两天后，梁启超正式致函北图，坚请辞去编纂《大辞典》事。信中说，自受委托编纂《大辞典》，“本拟克期工作，早日完成，奈贱病屡次复发，渐有不能赓续从事之势”。而这项工程开展以来，“为力求美备之观念所驱遣，逐至每部门之草稿，皆须一一细勘重改，然后安心”。至今，梁终因觉得自己已“不堪劳顿，以故旧恙复发频繁”。况且“医生严重干涉，家人苦语劝诫，实有逼令鄙人不能孤行己意，继续成功之势。若将同人成绩不加改订，草草交卷，既非贵馆提倡兹举之本意，而鄙人自顾名誉亦决不愿出此，迫不得已，只得将原定契约暂行中止”。要么不做，做就要做好，做得安心。一旦做不到这点，决不沽名钓誉，坐享其成——这就是梁启超“爱惜羽毛”(梁启超语)的学术精神和学术良心。

      尤其令人感慨的是，梁只是提出“将原定契约暂行中止”，其间他会“仍督率少数同志自由工作，假以时日，求此书之成功……”但必须“将本年津贴即行停给，以前所领当分别缴还”。为示坚决，同一天梁还致信袁守和，表示编纂工作他不会停止，“因兹事为弟多年志愿，且一年以来，结果良好，兴味正浓，断不肯抛弃也”。工作仍会做，只是原来的时间节点已无法保证，所以津贴费不能再拿，已收五千元也必须归还。这番话彰显了梁启超的学术操守。9月7日，北图致函梁启超，并委托袁守和赴天津，面请梁勿辞编纂《大辞典》事，信中写道：“编纂《图书大辞典》事，为中西学人所渴望，年来赖先生之指导，已有特殊之成绩，倘全书能继续进行，固不仅本馆之光也。”恳请者这样做完全可以理解，而梁的固辞亦确乎发自内心。仅仅过了四个月，梁启超就不幸病逝。由此可见，当辞即辞，辞即拥有;不当拥有而拥有，拥有即为丢失。不以学术之名，作为聚钱敛财、沽名钓誉的堂皇借口，始终保持一个正直学者的“自洁”(梁启超语)精神——此不亦足以为今日知识分子师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