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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清华考题“对对子”而引起争议的陈寅恪曾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刘藏春”、“姚逃虚”，只看这两个名号，就有说不尽的含义。

      元刘秉忠，字仲晦，号藏春散人，著《藏春乐府》。明姚广孝，字斯道，号逃虚子，著《逃虚子集》。“藏于春”、“逃于虚”，只看其如此自称，已知非真藏真逃，名号背后必有强烈的寄托，别有他物与之相对，在于读者自己领会耳。如果真藏真逃，亦必不由昭昭揭揭宣示名号而达致。故二人名号的真义，当看其“秉忠”、“广孝”之本名，而其引兴之意，又当知“藏春”、“逃虚”之寄托也。

      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明褒实贬。文章开篇称道梁氏，揭出两层意思：其一，“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此点盖举世无可议。其二，“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认为不然，中国之学术皆当与政治相关，举出“刘藏春”、“姚逃虚”二例。

      开篇一段文法是反题正说，学术上是承接今文传统。“高文博学”，但亦可说是辞赋小道，玩物丧志。“儒家之学”、“天民先觉”，即今文经学上“经世致用”之“微言大义”。“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此董生非陈寅恪常言韩愈《送董邵南序》之董生，乃是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二十二篇为《通国身》，谓“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主”，此即今文家宗旨。

      “先生之不幸”与“中国之不幸”，意谓梁氏处身乱世，其价值仅获第二义。不与政治相关而为“高文博学”，汉学考据，一家之言，皆止于第二义。如三代隆盛，政学合一，国身通一，道器不离，即章学诚所谓“治教无二，官师合一”，方是为学之第一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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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一书为吴其昌遗著，《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第三辑《学术先进》之一，潘公展、印维廉主编，胜利出版社1944年重庆出版。

      吴其昌为王国维、梁启超弟子，著述甚丰。王国维卒，吴其昌先作《王观堂先生学述》，又作《王国维先生生平及其学说》。论“先生之学，综凡三变”，条列其学术成就为七项，均较为切实。但不甚在意王国维初学之迹与自沉之归宿，而立论不免于趋新。如称王国维“先师殆可谓为‘新史学’家”、“先生是科学的古史研究的奠基者”，又论王国维“非经学家，其治经学之主旨，乃在推证古史”、“先生本非经学而为史学，其治诸经，以经传为古史史料之渊薮故也”、“先生亦不治诸子学也”，不免稍稍悖于往昔四部之学大义。

      吴其昌曾有《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与《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可惜《梁启超》只完成了上册，照王国维《学述》之例，下册当重点论述梁氏晚年学术成就，其情形尤为作者所熟知。今所见上册自梁氏幼年至戊戌变法，夏晓虹先生认为，吴其昌“沿用了1901年梁启超著《李鸿章》所开创的现代评传做法”，体现了梁氏《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的精义。而笔者则感到，此书依据了太多梁氏自己及维新一派的描述，即便光绪的上谕也无非出于“六章京”之手;同时史观的基调更完全站在维新派一边，其章节如“梁氏生前中国一般的惨状”、“亡国景象与维新初潮”等，似乎康梁乃是应符命而出世一般;并且行文的风格也是梁氏的“报章体”，而不是客观的史家体，自始至终都是夸张鼓动渲染的味道，实为“历史研究法”之大忌。

      故陈寅恪论及此书，一则曰“多取材于先生自撰之《戊戌政变记》”，二则曰“亦为一时之情感所动荡”，此外别无一言，要之不以为实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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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戊戌政变记》于维新之次年，由横滨出版之《清议报》连载，并由清议报社印行(九卷本)。此年梁启超二十七岁。与对吴其昌书的评价相似，陈寅恪认为“此记先生作于情感愤激之时，所言不尽实录”，认为二书“关于戊戌政变之记述，犹有待于他日之考订增改者也”，言外之意已预见“戊戌政变”一段历史需要重写。

      《戊戌政变记》前述康有为之登用，及西太后虐待光绪帝，后述政变原因与新政之被推翻。附录一“改革起原”录甲午战后康有为上书，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形”录梁启超致陈宝箴书，附录三为“光绪圣德记”。书中多半是上谕、上书，而加以按语，已有从文件到文件的感觉。如与《翼教丛编》相比，后者在驳诘中均先照录对方原文，而《戊戌政变记》仅为一面之辞。并且论述夹杂“文笔”，不脱报章气息。

      如述变法前状况为：“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

      述变法后状况为：“自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小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算计。”

      短短一年时间，前后情形差异如此之大，便有翻手覆手之嫌。有学者称，“然深思之，此话不可轻信”，确然。

      值得注意的是，《戊戌政变记》中述及陈宝箴之处极多，评价也极好，并且还有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小传。如说：陈宝箴力行新政，“在湖南一年有余，全省移风”，“我国此次改革，以湖南为先导”，“观于湖南之事，乃知陈宝箴、黄遵宪等之见识远过李鸿章、张之洞万万矣”，等等。褒评多端，可谓没有任何指疵，而陈寅恪却不以为然。照说，到1945年陈寅恪写《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时，完全可以据此为乃父祖向新朝表功，但是他却没有。

      文中，陈寅恪据1937年亲闻陈三立之语，除了确认梁启超至长沙主讲时务学堂“实由先君之特荐”之外，特别说了这样的话：“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

      据此可知，《戊戌政变记》称梁启超致陈宝箴书，“此书即为湖南办事之起点”，陈氏本人未必赞同。然而更加重要的还不在于维新首功的归属，而在于维新并存着两种不同的“思想源流”。换言之，康梁之意在于取得湖南维新的首功，而陈氏祖孙三人则是要与康梁划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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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2年，梁启超具体地说到他“革命”而拿“满清”开刀的一番推理：“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

      “攻满洲”即已不是维新，而是革命。问题是，早在戊戌之前，康梁就已确定了“民权革命”的基调，所谓“维新”只是冰山之水上一角而已。在《清代学术概论》书中，梁启超追述到自己在长沙时务学堂“每日讲课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

      札记事件可说是湖南新政期间的一个关键环节，其根本原因是康、梁打破常规，“倡言革命”，于是王先谦、叶德辉辈要求检查。康有为的弟子狄楚青事后承认诸人确实蒙犯了杀头的风险，《任公先生事略》有云：“其改定之课本，遂不无急进之语。于时王先谦、叶德辉辈，乃以课本为叛逆之据，谓时务学堂为革命造反之巢窟，力请于南皮。赖陈右铭中丞早已风闻，派人午夜告任公，嘱速将课本改换。不然不待戊戌政变，诸人已遭祸矣。”

      由谭嗣同以“吐番野蛮者”比满清，杨深秀常言“得三千杆毛瑟枪围颐和园”，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盛倡革命”、“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而言，康有为的“保救大清”绝然可疑，所谓“改良”可能确是“卧底”式的真谋反。清亡不始于辛亥而始于戊戌。长沙时务学堂与北京六章京皆当视为一种“身在曹营”式的“地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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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宪称帝之日，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廉耻道尽，至为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

      政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政体政象之改进，此即政治家唯一之天职”，由此而构成“政治家之节操问题”。

      上文第一段为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语，第二段为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中语，二者宗旨之相同，如出一手。此即陈、梁二人思想最相接近之点，亦即陈寅恪《书后》最肯定梁氏之处。

      戊戌以后，国家元气终于耗尽，清朝之亡，变法维新有以启之。转眼清朝已亡，进入民国，汉人当政，满人的问题已经排除，然而除此之外的问题一个都没解决，问题反而增多了。梁启超叹道：“自辛亥八月迄今未盈四年，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

      梁氏其时大概已不胜其烦乱，从而提出将国体、政体分开思考的一种建议。总之时代变了，立场转换，梁启超此时不再倡言革命，甚至开始为往日革命的对象——君主——解脱。他说，君主的尊严“能于无形中发生一种效力，直接间接以镇福此国”，而“当其酝酿也，革命家丑诋君主，比诸恶魔，务以减杀人民之信仰，其尊严渐亵，然后革命之功乃克集也”。

      就《戊戌政变记》而言，“革命家丑诋君主”其实正是梁氏往日所为，如果“君主”可以包括西太后在内的话。而梁氏的如下言论，不知是否可理解为包含了若干反省与懊悔：“吾数年来怀抱一种不能明言之隐痛深恸，常觉自辛亥、壬子之交铸此一大错，而中国前途之希望，所余已复无几。”“盖既深感共和国体之难以图存，又深感君主国体之难以规复，是用怵惕仿佛，忧伤憔悴，往往独居深念，如发狂疡。”

      但梁启超的聪明睿智还在，他对清朝灭亡之后骤然来临的亡国危机有敏锐的觉察，于是便提出了一个口号：“中国不亡论”。《杂答某报》是与《中国不亡论》同一主题而论述更详的一篇文章，文章针对答汪精卫等新一代革命党的“二次革命”主张，提出五项疑问。文章的价值在于其中具有求真求实的精神，而文章的宗旨也与陈寅恪所主张的“文化本位”渐趋接近。只可惜“革命之轨道恒继之以革命”的惯性已经形成，难以遏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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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年，即“洪宪”元年，陈寅恪在北京经界局任蔡锷秘书，蔡锷即梁启超弟子。陈、梁二人同为洪宪称帝的亲历者。故陈寅恪“先生《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出，摧陷廓清，如拨云雾而睹青天”一语，亦当时当日情形的真实写照。

      但转眼又到了1945年，梁启超的维新的激情已成过去，而吴其昌的民国的革命激情正盛，陈寅恪却开始为德国无条件签署投降书之后的形势担忧。

      故在《书后》结尾，陈寅恪又说：“自戊戌政变后十余年，而中国始开国会，其纷乱妄谬，为天下指笑”、“又十余年，中日战起，九县三精，飚回雾塞，而所谓民主政治之论，复甚嚣尘上”。以梁氏所见及梁氏所未见，质正于政治，而肇端则为戊戌，隐然有论定责任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