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令人震撼的史学著作，作者聚焦于明末清初发生的“嘉定屠城”，颇有卓见。

在以往的历史写作中，我们往往把这段历史悲情化，简化为忠臣与汉奸、大义与利益、文明与野蛮的碰撞，当斯文悲壮地沉沦时，我们的审美快感得到了巨大满足。

而邓尔麟看到的，是“嘉定屠城”中汉人之间的自相残杀，在风雨飘摇中，整个江南社会的秩序突然崩溃，出现了“出门必带刀，远行必受害”的奇景，汉人间相残的数字，超过清兵杀戮的数倍。不否认，嘉定忠臣们的慷慨激昂堪称千古绝唱，在自知必败的前提下，为了心中的彼岸，他们依然在挣扎。然而，代价却是高昂的，太多城中的平民被忠君理念所绑架，成了战争的牺牲品，在处理投降者时，嘉定忠臣们手段狠戾，并不比敌手稍逊。

虽然不能完全赞同结果论，但作为后人，我们总会有这样的疑问：嘉定忠臣的努力究竟产生了多大作用？应该说微乎其微。因为当时社会已高度碎片化，明代后期，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皇权空前加大，尤其是崇祯以刚毅果敢自命，为了所谓的中兴，不惜打碎一切自组织。朝野上下，只问功利，不论操守。如此淆乱数载，嘉定忠臣仅凭道义，已无法收拾起人心，只能靠严格管理，可这样的杂牌军，面对组织力和战斗力更强的清兵，又如何维持更久呢？

嘉定忠臣往往以岳飞自况，然而，在士卒离德、民心涣散的前提下，他们事实上很难建功立业。这其中，也有儒家学说本身的问题。儒家是一套完整的道德学说，它有令人感动的一面，却缺乏变现的手段。当皇权压力较小时，在乡里、书院、宗族等自组织的帮助下，确实能抚慰人心，安定社会，可它始终无法对皇权进行真正的约束，在皇帝的贪婪、自私与任性面前，它的抵抗力其实很小。儒家始终突破不了这个悖论：皇帝希望人人都是小人，他们内斗得越激烈，他的位子就越安稳，如果臣民都是君子，他又该何处安放？

历朝皇帝可以熟读四书五经，甚至倒背如流，但他们始终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儒家，在终极目的上，两者是背道而驰的。这就决定了，嘉定忠臣们必然会以悲剧为收场，在巨大的道德困境面前，只有死，才能让他们心中的困惑与追问永远平息下来。

本书为学术著作，却晓畅易读，不应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