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的徐悲鸿

      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宣布了徐悲鸿为由国立美术学院(即原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改建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整个1949年，徐悲鸿是在等待中度过的。无论对徐悲鸿个人还是中国美术界，1949年又是转折的一年，而徐悲鸿在这一年的处境则集中反映了这个“转折”的阵痛和时代特征，但这个“转折”还仅仅是个开始。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留下来的人的命运变迁由此慢慢展开，徐悲鸿以及国立北平艺专也当然裹挟其中，但具体是怎样变迁的，历来缺少研究，或者通常简单地从徐悲鸿最终当选为中国美协首任主席和中央美院首任院长这个结果去判定徐悲鸿得到了新政权的肯定。在梳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发现事实绝非这么简单。

      我想从一份档案材料开始，尝试简单梳理一下这个变化。我曾见到一份1949年4月由军管会做出的、针对原国立北平艺专在校主要教职员的“综合材料整理”(属于内部调查)，按职务的排序，起首就是“校长徐悲鸿”：

      男，54岁，江苏宜兴人，父亲是学画的，少年时家境不佳，曾一面上学一面教书。可称中国西画界前辈。法国留学。曾游历欧洲各国，返国后即任中大艺术系教授、系主任等职，并在上海办新华艺专。抗战前在粤桂一度反蒋。抗战时期在南洋、印度等地卖画得巨资捐献伪中央政府，因此得蒋青睐，并在渝为之建立中国美术学院。胜利后任北平国立艺专校长，并任中国美术作家协会理事长，主编天津《益世报·艺术周刊》。

      政治面目：无党派，自由主义者，无强烈的政治主张，重才重感情，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教导学生以成大艺术家为目的，主张写实但技巧重于内容，生活还简朴，有血压高病，不大接见人。

      政治背景：与国民党在朝高级军政大员关系密切，如李宗仁、朱家骅、胡适之等。其前妻蒋碧微系国民党员，并任国民党参政员等职。

      解放前国民党曾派专机来接他南飞，当时他有些犹豫，后经进步教授进行解释，又因其对艺专有些留恋，及自己藏画很多，不便搬走，最后决定留下。解放后开始认为思想转变是很容易的事，经过一个时期后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了。他在开学的讲话中，对同学自治还是不相信的，现在对军管会的意见表示很愿接受，但又很怕得罪人，如解聘寿石工即如此。对学校行政目前已不把持己见了，曾表示愿为新的为人民的艺术努力，但并未真正解决提高与普及的问题。他仅仅初步的在思想起了一些变化，对新民主主义有了一些基本上的认识，他本身存在着可能改造为新的艺术教育的某些条件，但尚需一个相当长的斗争时期。

      其中，“在上海办新华艺专”一事，不确。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草创于1926年12月，正式开课于1927年3月1日，起初名新华艺术学院，起因是上海美专因历时近一个月的学潮被迫停课并面临无以为继的困境，因此“上海美专教授俞寄凡、潘伯英、张聿光、俞叔渊等，鉴于大批美专学生流离失所，遂正式发起筹办新华艺术学院(1927年春季开学)(据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校史)”。此时，徐悲鸿正在法国留学，他是于1927年9月才结束留学生活转道新加坡回到上海的。回国之初，虽然他没有像林风眠那样立即有了满意的位置，但他来往最多的是田汉和欧阳予倩的南国剧社的圈子，而不是当时因裸体模特儿事件和学潮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上海美专的教授圈子。更重要的是，他是从心底里看不上刘海粟以及他的上海美专的。徐悲鸿至多有可能偶尔在与刘海粟没有干系的新华艺专上过课或做过讲座，特别是1931年这所学校由与之交好的汪亚尘主持之后。

      “对同学自治还是不相信的，现在对军管会的意见表示很愿接受”，表明徐悲鸿在军管时期学校的某些变化如一定比例的学生参加到校务委员会中来等决定，虽然总体态度上表示配合，但接受起来并不顺畅;“但又很怕得罪人，如解聘寿石工即如此。对学校行政目前已不把持己见了”，表示徐悲鸿在学校的很多事情上的无能为力;“曾表示愿为新的为人民的艺术努力，但并未真正解决提高与普及的问题”，表明徐悲鸿在接受共产党的艺术主张上，主观愿望与客观实践上的差距;“他本身存在着可能改造为新的艺术教育的某些条件，但尚需一个相当长的斗争时期”，表明徐悲鸿对于共产党发展其美术事业的有限度的可利用性。

      不难看出，这是一份主要从政治的角度对徐悲鸿的评估，大致把他定义为：没有坚定的或明确的政治主张或立场，艺术至上，与国民党高层有很多往来并因此受到过重用，为人有固执的一面，也有不愿意得罪人的世故，思想需要改造但将费时很多。总之，这是一份对他不甚信任、疑虑重重的评价。

      这份材料中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军管会”，这是1949年2-4月北平军事管制时期的专属词汇，为负责接收北平各机构的组织。其中，对文化、教育机构的接管，共产党人反复强调“要慎重”、要“慢”(“表面慢实际稳”的方针)，以团结为主，既要防止“左”也要防止“右”。但主管领导叶剑英也毫不隐晦地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明智之举，只不过是一个过渡，并借用列宁的话“妥协的形式，消灭的内容”作为诠释，认为所谓消灭有两种方法，一是武力解决，一是民主改编(即“性质上的改变”也是“一种消灭”)。他认为这些被接收的人员不一定可靠，共产党人也不可能和他们长期共处，而是“应该在这个期间逐渐地全面切实控制这些机关”。这些被接管的人员必须经过长期改造，没有问题的可以重新任命，所以，接下来“大批地训练改造旧知识分子、旧职员，已经成为目前我们党极其严重的任务了”。同时，他要求接管人员“不要随便讲话，一般干部先少去，要尽量精干，其余的人先住着，开训练班，俟旧人员逐渐由辞职调走，慢慢将我们干部放进去，最后达到完全控制”。

      而具体到对大专院校的接收则是：军管代表有长期与短期之分，如果旧人员经过一定时期的考察，表现不错，代表便撤回，而且“将在今后相当时期内继续这种形式”;如果代表在管理方法上有了很好的学习，真正已经充分熟悉业务了，比旧人员做得好，而且有了研究，确有心得，在工作中青出于蓝胜于蓝，那么就正式任命为主官(经过一个多月的摸索，有些已经正式任命)。也就是说，能换成军代表就尽量换，换不成，则将就那些经过了一定改造的、态度和表现较好的旧人员，但从后来的事实来看，这些旧人员大多迟早是要被换掉的。

      与北平艺专类似的学校的接管，其程序大致是：先召开负责人及员生工警代表会，由军管代表宣布接管方针、政策，征询他们的意见。接着开全体大会，宣布正式接管，讲解方针、政策，接管以后，其人员生活、业务即统由军管会处理，并酌留军管代表或联络员驻于该处，到正式移交管理机构接收为止。负责接管的人员为军管代表及联络员，军管代表代表军管会，负责接管对象的人事、业务、生活诸方面的管理，包括向接管机关及原负责人宣布政策要点和接管命令，向全体人员说明接管办法，审核旧人员之去留，监督原主管人员继续进行工作，并在发布命令与档上副署，调查研究本单位情况和熟悉业务;联络员负责了解情况向上反映，帮助军管代表执行具体工作。人选都是事先审慎配备的，并且都采取小组制度，各单位均配备三人以上的代表组与联络组。联络组一般常驻接管的学校，代表组看各学校具体情况决定派驻与否。除了取消训导处外，一般学校一律以留用为原则，一面通过地下党与进步群众及派驻的联络员实地进行调查，对各学校的各种人事关系、各人员的政治面貌、学识技能、群众影响都进行大体的了解，即要把“纵的系统接收和横的检查结合起来”。国立北平艺专的“综合材料整理”应该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做出的。

      除了人事，对于课程的改革，中共也有很清醒的认识，他们深知课程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此将旧制的课程分为三类，分别对待：内容反动的(反共反人民的)必须根本否定;内容基本可以采用，但其思想体系、思想方法和教学方法属于资产阶级系统，理论和实践有若干脱节的，将来必须加以改造或改良，这主要指理、工、农、医、铁路等院系，但一时还无暇解决这个问题;课程内容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为文学、教育、经济、地理、艺术等，这些课程或则部分暂时尚可以采用，或则某些方法技术暂时尚可采用，须批判地分别处理。针对当时的情况，在课程内容方面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所谓“抓紧思想上领导”，即“组织一批党员和进步人士，有限地规定题目”，在各大学进行学术讲演，内容就是唯物史观和新民主主义。

      在以上这样一个接管基本思路和对徐悲鸿的内部调查的基础之上，我们不难揣测徐悲鸿的尴尬处境。尽管在政治家们的权衡中，在当时百废待兴的局面中，徐悲鸿以他的声誉最终仍然保有其校长之尊，并先后被选为出席第一届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与会代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协委员、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大会，声誉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但同时，他对学校的行政管理以及教学安排显然已经失去了以往的权力——戴泽所说“在国立北平艺专可以说是最称心的时候，也是很满意的时候——他有权处理学校里面的事，他说了算”，就曲折地表达了这样的含义，一句“对学校行政目前已不把持己见了，曾表示愿为新的为人民的艺术努力，但并未真正解决提高与普及的问题”，是意味深长的，也是说明问题的，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恐怕莫过于解聘寿石工和强行调离宋步云了。

      寿石工年长徐悲鸿十岁，寓居北平后，以书法、篆刻著称，工诗词，在北大、国立北平艺专讲授诗词及金石篆刻学。二人相识、结交于1928年底徐悲鸿第一次来北京做艺专校长期间，算是多年的故交。1946年7月21日徐悲鸿曾于南京即将赴平前致函先行抵平做准备工作的宋步云：“步云吾兄惠鉴：……寿石工先生系我老友，也系校中将来同仁，请告其一切并求彼相帮，觅临时住处。寿石工先生住西安门外迤北黄城根十八号。”宋步云也的确按此“指示”请寿石工帮忙安排了徐悲鸿一行的住处。李松《宋公行止考补》认为此信大致可以透露三方面信息，即徐、寿为故交;徐在安排艺专教员时，寿是优先考虑人选之一;寿曾协助艺专复校事宜。正因有这样一层关系，故在1947年10月国立北平艺专秦仲文、李智超、陈缘督的“三教授罢教”中，寿石工虽支持三教授、与徐悲鸿观点有别，但没有公开参与和议论此事，且事后仍在艺专任教，也依然与徐悲鸿是好朋友。甚至在1950年寿石工逝世时，寿夫人请徐悲鸿题墓石，并以所藏梁山舟著书墨为酬，等等。

      从罢教事件后寿石工的“安然无恙”中，可见徐悲鸿对这份友情的看重，因此其反对解聘寿石工，并非像军代表理解的“怕得罪人”那么简单。但寿石工在艺术上为共产党人所诟病的“保守”态度以及他所担任的古典诗词、金石篆刻等课程的被取缔，使得他的去留问题并无太多悬念，对此，徐悲鸿肯定是无奈和不称心的，但还不至于有很深的触动，而宋步云的离去就性质完全不同了。

      宋步云于1941年受聘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1942年6月底在该系欢迎徐悲鸿南洋归来的仪式上结识徐悲鸿，此后往来不断并经常得到徐悲鸿在绘画上的指导。1942年10月徐悲鸿筹办中国美术学院，聘其为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