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劳分配：“这办法不但可以救中国，且可救世界”

与“公道主义”关联最紧密的，是阎氏的“按劳分配”主张。这一主张产生的时间，至少可以追溯到1927年，彼时，国民党与中共正处在分裂后的血雨腥风之中。阎氏提出“按劳分配”，和这一时代背景有极深的联系。

据刘少奇日后反思，“一九二七年前，武汉、长沙、广州工人……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这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遍的。”（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所谓“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其实是当日流行的共产主义语境下的“按需分配”热潮。

阎锡山的“按劳分配”主张，与上述“按需分配”现象之间有强烈的针对性。直到1932年，阎氏还在日记中对这种“按需分配”现象耿耿于怀：“鼓动工人、铺伙、佃佣团结起来，强迫工厂、农户增加工资，以结工人、铺伙、佃佣之欢心，然后利用工人、铺伙、佃佣作为自己抢夺政权之武器，是慷他人之慨，损人利己之手段，……国民党若仿效之，结果必是害国害民，杀党杀身。”

在阎氏看来，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按需分配”，劳动者对于劳动成果，“只能享受，不能享有”。其结果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各不相同，享受劳动成果的机会却完全一致，如此，“权利与义务不相称”，有违“公道主义”原则，必然造成“佃雇农对地主之不平”、“ 工人对资本家之不满”，其结果，必然是社会经济的大倒退。阎氏认为，只有“按劳分配”才是最合理的，因为在这种制度下，1、“劳动多则所得之产也多，劳动少则所得之产也少，劳动与享有一致，故合乎公道”；2、好劳者多得，好逸者少得，合乎人情；3、人人为增加享有起见，必须多劳动，故能促进生产。

虽然不同意共产党的“按需分配”，阎氏同样也不能认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按资分配”模式。阎氏说：现代社会的许多弊病，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合理的分配模式的结果，“按资分配”模式下，“资本家剥削劳动者一半产物”，他们“不劳心劳力，而分得他人劳心劳力所得之代价”，也是有违“公道主义”的。

共产党人杜任之1934年受命于共产国际，回山西打入阎锡山集团内部，以搜集军、政情报，曾亲眼目睹阎氏幕府延请了大批社会主义学者。他自己也曾与阎氏就“按劳分配”问题有过多次面谈，杜氏后来用一种鄙夷的语气回忆了当日的交流。下面摘取两段，作者立场虽不中立，但对于管窥阎氏“按劳分配”的思想，还是很有帮助的：

“（阎锡山）考虑了一下说：‘我主张的‘按劳分配’是劳动与享有的一致，合乎人情，合乎道理，所以永久不变。’这简直是答非所问，论证与论点脱节。他又说：‘人是有—欲性的，有理性的，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违反人性，不合道理，所以不能实行。苏联实行共产主义失败，改行新经济政策就是证明。’”

“……阎锡山迫不及待地发难了，他说：‘阶级斗争要不得！要革命，马克思就要挑起阶级斗争，让人们互相残杀，这是不人道的。’他想了想说：‘阶级斗争为什么不对？因为问题出在社会制度上。这不能怪人。治病，就要看病源在哪里，是甚病，就治甚病。‘金代值’形成‘交易病’，限制了生产；实行‘物产证券’就能根治。何必要挑起阶级斗争哩！‘资私有’能剥削，这是分配上的病，实行‘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就能根治，也不必阶级斗争！‘物产证券、按劳分配’合乎人情，公道合理，能永久不变，这办法不但可以救中国，且可救世界。’”（杜任之《阎锡山〈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研讨经过》）

阎氏对“按劳分配”的合理性非常坚持。他曾如此表述自己的信心：“按劳分配的永久性，从竖说，由有人类始至无人类终；按劳分配的广义性，从横说，由一世界至大千世界，均应按劳分配，以美满人类的进化和幸福。已过不按劳分配是已过的错误，将来不按劳分配是将来的错误。这是一个人类的共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