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本政治：搞自治一定要从村一级开始搞

如果说“进山会议”所确立的政治上的“公道主义”和经济上的“按劳分配”，还只是“坐而言”的话，那么，“村本政治”，就可谓阎氏改造山西的“起而行”了。

阎氏搞“村本政治”，至少可以追溯到1922年。这年3月，阎氏召开山西省第一次行政会议，正式提出“村政自治”的概念。按阎氏的说法，所谓“村政自治”，就是希望山西进入“村民自办村政之时代”。

在“村政自治”之前，阎氏的施政口号是“用民政治”。所谓“用民”，就是一切都要依赖于人民的支持，离开了民众，一切大计都只能流于空谈。这种见识，是阎氏从一开始就区别于同时代其他穷兵黩武的军阀的关键。阎氏还说，中国传统政治，善者不过做到不扰民，恶者则往往与民为敌，从而养成民众依赖性强，自治能力弱，性格守旧不知进取，只知道爱惜身家而不知道爱国，遇到危机，国家并非无人，但却没有可用之人。阎氏的理想，是通过启发民德、开启民智、充裕民财，将每一个人都教育、培养成政治上的有用之人。

随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势力日益向北扩张，阎氏的“用民政治”也顺理成章地进化为“村本政治”；当国民政府在南京秉承三民主义推行“县自治”时，阎氏早已在山西搞了好些年的“村自治”了。搞自治为什么要从村开始搞？阎氏曾反复解释过：“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乃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舍村而言政治，终非彻底之论也”；“ 今定一彻底的最持平最适中之办法，村为人群集合单位，村有若干人民，无论何种事项，皆人民自理，村即人民权力之起始点”；阎氏还说：“非把政治放在民间不可，因为直接知民利弊的是民，间接知民利弊的是官”，阎氏理解的“民间”，就是“村”：“什么叫民间呢？省不是民间，县也不是民间，实在是村是民间。所以省县无论什么机关，不是官治就是绅治，总不是民治。换句话说，就是欲民治主义，非实行村治不可。所以我常说的，村是行政的单位即是政治的根本。”

从1922年期，“村本政治”开始在山西全省推行。其基本内容包括：(1)设立编村，每一编村管百户人家，每村设村长、村副和村公所；(2)村以下设闾、邻组织，以五家为邻，设邻长，五邻为闾，设闾长；(3)另设村级组织息讼会、监察会和村民会议，并成立由适龄男丁组成的保卫团；(4)制订村禁约(阎氏称之为村宪法)规范村政；(5)在伦理观念上提出了“村公道”和“村仁化”。山西全省先后组成四万多个编村。（据刘娅《解体与重构：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乡村社会”》一书概括）

之所以打破原有的村镇体系而搞新的“编村”，是因为阎氏认为：村没有正规划的编制，就如同没了编制的军队，号令难行，指挥失灵——阎氏说：“欲期政治得良好之结果，须先从作极密之政治网起。鄙人现在亟亟于编村制，意欲由先使行政网不漏人手；一村不能漏，然后再论不漏一家；由一家而一人，网能密到此处，方有政治可言，方能国于今日大地之上。不如是，断不足以自存也。”

设立村民会议的目的，则是为了要求全体村民参与村政，以此培养他们的参政能力和民主素质。阎氏说：“村民者，村之本也。一村之权，应归之一村之民。一村之民，应参与一村之政。……社会改造，非人民全体觉悟，何从起点？村会，则觉悟之路也。”在村里设置息讼会的初衷，则是为了“减少人民打官司的痛苦”；“监察会”的职责则是“清查村财政，举发执行村务人员之弊端”；“保卫团”则是维护社会治安。

规范村政的主要内容，一是把扰乱村中治安的华人找出来，通过劝告、教育的方式让他们幡然悔悟，从而让全村的“好人”都能安居乐业。当时山西总共列举了10类人作为规范的对象，包括：贩卖金丹洋烟；吸食金丹洋烟；窝娼；窝赌博；盗窃；平素好与人斗殴或持刀行凶；壮年男子游手好闲；家庭有残忍情形；忤逆不孝；失学儿童。二是要求各村自行制定“村禁约”，“如女子不准缠足，树木不得损毁之类”。阎氏希望通过这些改革措施，做到每个编村里“人人有工作，人人有生活，村村无讼，家家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