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的自治实验完全失败，只成就了一大批豪强村长

阎氏在山西搞了几十年的“村政自治”，其结果是什么呢？有件小事很能说明问题——据《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一书记载：某次，“太原宪兵司令部逃走了一名政治犯，阎锡山给各县县长打了个电报，不到三天，就在盂县查获。送回太原，阎锡山认为这是‘行政网’的成绩，非常满意。”

这件小事能够解释很多东西。譬如阎氏何以能够长期据有山西，即便是在他被迫下野避走天津之后，也仍然拥有完整的遥控山西军政的能力；再譬如作为与陕北共区接壤的最前沿，山西的统治系统，自上而下，何以能够在长期经受住来自陕北的意识形态侵蚀？一切其实都与这件小事所反映出来的阎氏对山西全省的强大控制力有关。这种控制力，通过“村本政治”里的“编村”制度，深入渗透到每个村庄的每一户人家。

随着“村本政治”的全方位铺开，民国所有的割据势力当中（包括南京的国民政府），除了中共控制的根据地之外，已没有谁的社会基层控制能力能够超越阎锡山的山西——这种控制力是基于某种利益共同体：譬如，虽然阎氏一再告诫在选择村长时要注重其品行，但为了防止“阶级斗争”，同时他又规定了村长须有1000块银元以上的不动产，村副则须在500块银元以上。如此，村一级的最高权力，最终还是不得不落入阎氏所失望的那些“以无视法律为时髦，以违法为荣”的“地位很高的豪绅们”的手里。一直倡导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阎氏，最后却不得不依靠这些“地位很高的豪绅们”来充当自己的政治基础——村干部；而这些“地位很高的豪绅们”，也就是那几十万的村干部们，也很清楚，只有在阎氏的“村本政治”中，才有他们的立足之地。

阎氏的“村本政治”理念里有强烈的自治和民主诉求，但在其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自治与民主从来都不曾有过，村民会议基本上流于形式——之所以如此，与“村本政治”的设计体制有关：在搞编村之前，乡绅和豪强虽然在农村具有压倒性的话语权，但这种话语权并没有得到国家机器的正式认可，其权力范围也不至于伸到普通民众的家庭生活中去；但编村制度实施之后，乡绅、豪强的权力实际上扩大了，对普通民众的合法伤害能力也变强了。1936年，有一位笔名叫做“悲茄”的作者撰文如此描述山西的“村本政治”：

“(山西)村长的产生，表面上是由村民票选的。不过因有种种财产上的限制，有资格当选为村长的，也只有高利贷者、富农、商人、地主等人。同时，官方为慎重起见，须将票数较多的前十名村长候选人全部送县由县长圈定；因此，县长就可以商同县绅、不拘票数多少，任意选定加委。此外、尚有村调解员、村监察员等，也是由村民票选，再经区长圈定。但是这些都不过是村政制度的摆设而已，实权完全操纵在村长手里。所有村长以下的闾邻长等，完全由村长自由推荐，村民无权过问。假使有人敢说村长的不是，村长只要写个‘二指条儿’，就要村民的命了。县政府对于各村村长送来的人犯，不必询问，无条件地收押起来。……押一个月半个月，才提出来问问，有罪判罪，否则也不过命令讨保开释而已。……村长爷的权威在村民的眼光中，是至高无的。”

显然，从自治、民主的角度来看，阎锡山的“村本政治”完全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