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道主义：一种儒家“德治”理想的翻版

在阎锡山看来，人类社会之所以存在种种不平等、不公平的现象，是因为没有人主张“公道”。共产主义以“阶级斗争”的模式来寻求社会的平等和公平，阎氏无法认同，他主张用“公道”来达成平等和公平。阎氏说：

“强凌弱、众暴寡、富欺贫、智诈愚社会之不平也，赖公道以平之；老无养，幼无抚，鳏寡残废无救恤，社会之缺陷也，赖公道以补之；贪官贪，污吏污，劣绅土棍害良民，人群之四害也，尤赖公道以除之。”

那么“公道”是个什么东西呢？阎氏说，“公道即中也，也即事之恰好处。凡事皆有个恰好处，也只有一个恰好处”，“公道”就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阎氏还说，“公道”是民主政治赖以培育、生存的土壤，“一国人民能有自动的公道爱人精神，一国可成个真正民主共和，一县人民能有自动的公道爱人精神，一县可成个真正民主共和”。

具体到社会生活，阎氏认为真正的“公道”，就是“以劳动换生活”。这种公道需要遵循这么几个基本原则：(1)你的心与力赚得之钱应是你的，我的心与力赚得之钱应是我的；(2)同一劳心劳力者也，时间长者，当赚钱多，时间短者，当赚钱少；(3)同一时间劳心劳力者也，效果大者，当赚钱多，效果小者，当赚钱少；(4)我过日子俭省所积存下来的钱，留于我家的人——这其实与阎氏“按劳分配”的思想是一致的。

阎氏很看重自己的这个“公道主义”，将其视为解决社会不平等、不公平问题的良药；阎氏说：“公道是正义人道的全体，仁爱也可包括在公道内，我们主张公道，可以把人类幸福包尽。”阎氏也用“公道”来解释“三民主义”，在《三民主义真义》里，他说：“政治是与全国人共事的，因此必须以公道为标准”。总体讲来，所谓“公道主义”，其实是传统儒家“德治”理想的一种翻版，阎氏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曾说过：“公道就是处事的标准，爱人以仁，处事重义。仁是爱，义是公道，古人治国如反掌，即是得了仁义”。

但与古代儒家不同，阎锡山将“公道主义”这种翻版“德治”搞成了一项社会运动。梁漱溟1929年在山西考察时，就明确向阎氏表达过对遍地张贴道德标语的不满，认为目的虽好，但手段有误。30年代，阎氏还在山西各县普遍成立了“主张公道团”（以前曾称作“好人团”），希望通过这种类似道德警察的奇怪组织来“制裁坏人，消除社会不平，建立社会公道”。

毋庸置疑，阎氏的动机是良好的——他曾说，“我革命是为安山西，无论谁扰害山西，我是不让。革命是公道的，革命党不公道也问他的罪”；也抱怨过“那些地位很高的豪绅们以无视法律为时髦，以违法为荣”；还告诫过自己的下属官吏，共产主义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没有“公道”，“由于社会制度之不平，有以激成之也”——但以行政手段来强制推行“公道”，恐怕真的是走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