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衡（78-139年），是东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科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文学上，他以“二京赋”而名列汉赋四大家之一，因其《思玄赋》后之系词，被誉为七言诗之祖；在科学实践上，他先后制造了指南车、浑天仪、地动仪；在科学理论上，他第一次正确解释了月食形成的原因，认识到行星运行的快慢与距离地球的远近有关，在世界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他在经学、史学上也有独到的见解，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张衡以自己的实绩而成为“道德漫流，文章云浮，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三才理通”的通人、通才。

    纵观张衡的人生经历和治学过程，道家思想无疑占据着重要地位，是其立身处世的根本。在张衡的人生历程中，时刻涌动着道家思想的潜流。

   张衡的科学研究受扬雄《太玄》影响颇深。扬雄为学以老庄为主，其作品《太玄》所体现的正是道家的思想。《太玄》之书，奇奥深涩，喜之者寥寥。但张衡却“尝耽好玄经”，并认识到《太玄》的价值所在：“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非徒传记之属，竭力精思，以揆其义；使人观阴阳之事。”他反复研核《太玄》，并有《玄图》、《太玄经注》等著作。而张衡大规模的科学活动正好在其研读《太玄》之后，他的很多科学思想，无疑受到此书的启发。可以说，以《太玄》为主要内容的道家思想体系，是张衡科学研究的哲学基础。

    张衡所构建的关于宇宙生成、万物起源的理论，对道家之说也多有取资。张衡宇宙生成论的基本概念，就来自于道家思想。除了元气、阴阳、有无等概念外，张衡以太素为中心，将宇宙形成分为溟涬（道之根）、庞鸿（道之干）、太元（道之实）三个阶段。而太初、太素等概念，最早都散见于《庄子》、《淮南子》等道家典籍之中。

    张衡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态度，后世学者从儒学正统观念进行审视，常常觉得其行为颇多矛盾。而如果从道家思想来解读，就十分自然了。

    例如，同样是对待邪恶势力，张衡对于宦官集团和河间豪右集团的态度和方式就截然不同。史书记载张衡迁任侍中以后，被顺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顺帝“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面对宦官政治集团，张衡采取的办法是“诡对而出”。而张衡初任河间相时，却能够下车之始就“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姓名，一时收擒”，使“上下肃然”。这中间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区别，实际上完全是一个俟时而动的问题。从东汉安帝时起，权归外戚，宦官干政。和宦官集团为敌，非张衡之所能为，东汉后期的两次党锢之祸就是明证。面对这种政治现实，张衡只能“诡对而出”。而对河间豪右政治集团，张衡却是雷厉风行，大刀阔斧，他之所以敢于如此，是由于作为河间相，张衡拥有“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的权力。道家和儒家不同，儒家思想强调积极入世，主张“知其不可而为之”。所以东汉党人才会毫不妥协，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中国士大夫史上异常悲壮的篇章，成为震撼朝野的集体殉道者。而道家亦主张做事、主张有担当，但反对刻意为之，强调顺其自然，俟时而动。主张在遇到不可为之事时，要深居以避辱，静安以待时。

    还有在东汉反图谶的斗争中，张衡的态度其实最为决绝。但是与另一个反图谶的斗士桓谭相比，结果却大不同。桓谭因为在光武帝面前“极言谶之非经”，引得龙颜大怒，最后被贬为六安郡丞，死在赴任路上。而张衡尽管反谶纬的力度远超桓谭，却并没有引发严重政治后果，而且不久之后，连年不迁的张衡反被顺帝迁为侍中，以备顾问。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张衡很好地把握住了顺帝初即位意欲励精图治、整顿政事的大好政治时机，也深刻了解顺帝“继体承天，中遭倾覆”从而“亲屡艰难者知下情”的实际情况。由此可见张衡深谙道家之术，也符合其“为无为，事无事”、“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的政治主张。

    道家思想无疑是张衡人生观的主导。在他的青年时代，张衡“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大将军邓骘奇其才，累召不应”，“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颇有道家风范。因此，在张衡出任公车司马令后又复转太史令一职，在很多人看来不可思议。面对这一疑问，张衡坦然而言：“唯衡内识利钝，操心不改。”在以追求“器赖雕饰为好，人以舆服为荣”的时代，张衡却认为“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他将托身于仕途的生活方式看作“聊朝隐乎柱史”。这种生活态度与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的宗旨完全一致。

    张衡不以名利为务，而以自己的爱好和兴趣来选择相应的职位。张衡认为最适合自己的职位是史职，认为“太史之密府，道家所贵”，对于太史令这个职位“再得当之，窃为幸矣”。所以，面对侍中这样一个显赫位置，却不愿意待下去。于是上书顺帝，请求“专事东观收检遗文，补缀《汉记》，定汉家礼仪”，追求一种生活的真实、人格的独立。

    张衡在自己的作品中，明确表述了自己对逍遥境界的向往与追求。他在《归田赋》中说“于焉逍遥，聊以娱情”，在这里，逍遥的境界是娱情的依托，而娱情表面上是回归自然中的“极般游之至乐”，就深层而言则是“感老氏之遗训，将回驾乎蓬庐”，充分说明张衡遵从道家的审美理想，追求自由境界的逍遥状态。

    此外，张衡在作品中更是表达了一种道家的人生观。他在《髑髅赋》中对生死观的论述，更与道家之旨相合：“死为休息，生为役劳。冬水之凝，何如春冰之消。”“合体自然，无情无欲。澄之不清，浑之不浊。不行而至，不疾而速。”这种超乎物外、相忘生死的态度与庄子所表述的生死观基本上是一致的。

    张衡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并实践了老庄的品德与生活态度，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陶铸自己的人格，纯洁自己的生活，追求最高价值的人生。张衡能在东汉政治危机四伏，人生颇多坎坷的情况下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原因就在于他充分利用道家思想指导自己的人生实践，取资于道家的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之说，以求得心境的宁静和生命的超越，使自己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一种健康平和的心态，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