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将修身、齐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家治则国治。《大学》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修身、齐家的工具就是礼。

一、不学礼，无以立

旧时书香人家的大门上，往往写有“诗礼传家”四字，以标榜门风。诗礼传家，源出于《论 语·季氏》，陈亢问孔子的儿子孔鲤：“你是老师的儿子，一定得到过特殊的传授吧？”孔鲤回 答说：“父亲对我的教育，其实同大家都一样。如果一定要说有单独的传授，那只有两次。有一 天，他老人家独自站在庭中，我从他面前走过。他问我：‘学诗了吗？’我回答说：‘没有。’ 他说：‘不学习诗，就不会说出有文采的话。’于是我开始学习诗。不久，他又站在庭中，我又 从他面前走过，他问我：‘学礼了吗？’我说：‘没有。’他说：‘不学礼，就不能在社会上立 足。’于是，我又开始学礼。我独自听到父亲的教導，就这两次。”陈亢听后高兴地说：“我问 了一件事，却得到了三件事，我知道了诗、礼的用处，知道了君子要求孩子继承的家风是诗和礼

孔子所说的诗，是指我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里面收录的三百多首诗歌，思想纯正，情感真挚，富于文学色彩，古代有学问的人说话，每每引用其中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要想立足于社会，光是说话有文彩还不够，还必须懂得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怎样约束自己的言行，怎样尊重他人，这种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规范就是礼。

由于孔子的提倡，历代文人学士都将诗和礼作为立身、传家之宝，一般民众也把“知书达礼”作为有知识、有教养的标准而希望子女不断努力。

二、先秦的家庭礼仪

家庭是教育子女的第一课堂，也是实践人伦之序的重要场所。

儒家将纷繁的社会关系归纳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类，称为“五伦”。五伦和顺，社会才能安定。春秋时期卫国的名臣石碏说：“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家庭伦常的和顺，是通过礼来实现的。因文献阙如，先秦时期家庭礼仪教育的全貌已经不可得知，但由《礼记》的《曲礼》、《内则》、《少仪》等篇，尚可得其梗概。《曲礼》一篇的得名，清代学者孙希旦认为是所记多为礼文之细微曲折，而尤详于言语、饮食、洒扫、应对、进退之法，故名。《内则》篇的主旨，郑玄说是“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是闺门中侍奉父母、公婆（古称公公婆婆为舅姑）的仪轨；此外，还有如何教育子女等内容。《少仪》所记以少者事长的仪节为主，内容与《曲礼》、《内则》相类。

《曲礼》对于子女言行的规定非常具体、细致，如子女外出，要做到“出必告，反必面”，行前要把去向告诉父母，回家后一定要先面见父母，以免让父母牵挂；又如孩子的仪态，要求“幼子常视毋诳，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倾听。长者与之提携，则两手奉长者之手。”视线不可狂傲向天，不要穿皮衣。站立时要方正，不侧身歪头听人说话。如果长者拉着自己的手，则一定要用双手捧持长者之手，以示亲密和尊敬；又如跟随先生外出，“不越路而与人言。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不可隔着马路大声与熟人打招唿。如果在路上遇见先生，要快步上前，正立拱手地见过先生。如此等等，《曲礼》中比比皆是。

但是，《曲礼》并非只有细微曲折的琐碎仪节，还提出许多宏观的理念和精神境界的要求，如卷首的“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一语，实际上是提示全卷的思想性，强调一切礼仪必须出于诚敬。又如“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则是说行礼者的思想修养。又如“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以“自卑而尊人”作为礼的原则；并提出了即使是负贩者也必定有尊严的命题。

可见，儒家非常注重礼仪教育的思想高度，着意提升行礼者的内在德性。

孝顺父母，不能只挂在嘴边，而是要见诸具体行动。《内则》对此有一系列的要求，如“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縰笄总，拂髦冠緌缨，……以适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气怡声，问衣燠寒，疾痛苛痒，而敬抑搔之。出入，则或先或后，而敬扶持之。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问所欲而敬进之，柔色以温之。”意思是说，做子女的，每天天刚亮就应该起床，打扫室内和庭院的卫生，然后洗涮、穿戴整齐，到父母的房门前，和声细气地询问父母晚上休息得好不好。如果休息得不好，应该找出原因，及时想办法解决。如果父母父母身上有痛痒之处，则要帮助抓搔，让他们感到舒服。

古代聚族而居，人口众多，若男女之间没有一定限制，很可能会出现乱伦之事，故儒家不得不设为“男女之大防”，《内则》对此有具体条文，如“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意思是男女不使用同一口水井，不使用同一间浴室，不使用同一张寝席，不相互借还物品，不相互混穿衣裳，闺门内的话不传出门外，外面的议论不带进闺门，等等。

此外，还有许多在礼仪场合的专门用语，如《曲礼》云：“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由于“死”是很忌讳的字眼，对于尊者是不能使用的，所以，天子死要说“崩”，诸侯死要说“薨”，大夫死要说“卒”，士死要说“不禄”，只有庶人才用“死”字。类似的规定很多，都是必须熟悉的常识。

再如在礼仪场合执持物品，一定要显示出内心敬重的不同程度，《曲礼》说：“凡奉者当心，提者当带。执天子之器则上衡，国君则平衡，大夫则绥之，士则提之。”凡捧持物品，双手的高度要与心齐平；如果是提拎物品，则手的高度要与腰带齐平。如果是捧持天子的器物，则手的高度要高于胸口；如果是国君的器物，双手与胸口齐平；如果是大夫的器物，则双手低于胸口；如果是士，单手提着就可以了。如果不了解这些常识，就必然会有失礼的举止，从而贻笑于公众。

如此等等，不惮繁举。由于《礼记》是中国古代士人必读的着作，播迁极广，所以，《曲礼》等篇的内容作为礼仪常识流传千年，形成了我国民间的礼仪传统，对于国民素质的养成和提高，有过十分深远和广泛的影响。

三、《颜氏家训》

颜之推，字介，琅邪临沂人，《北齐书·文苑传》说颜门“世善《周官》、《左氏》，颜之 推“聪颖机悟，博识有才辨”。颜真卿《颜氏家庙碑》说颜之推官至北齐黄门侍郎、待诏文林馆 、平原太守、隋东宫学士。颜氏的生卒年不详，据钱大昕考证，生于梁中大通三年辛亥（531）， 卒于隋开皇中（《疑年录》卷一）。

颜之推身逢末流之世，国家分裂，兵燹不断，自己常年漂泊，饱经忧患，目睹了太多大起大 落的人物和事件，可谓阅尽人间沧桑。自己家族的子弟多生于戎马之间，没有机会系统地接受教 育，教導他们如何在此乱离之世安身立命、保持节操，成为晚年的颜之推最关心的问题。他以长 辈的身份，将自己对人生的理解，以及如何治家、如何为人、如何为学等，结合古今史事，娓娓 道来，着为七卷、二十篇，这就是着名的《颜氏家训》。

卷一开首为“序致”篇，讲述撰作此书的缘起和主旨。颜氏将自己一生的成就，归结于幼年所受的教育，“吾家风教，素为严密”，家庭礼仪教育非常系统，“晓夕温凊，规行矩步，安辞定色，锵锵翼翼，若朝严君焉”。颜氏认为，《大戴礼记·保傅》所记古代帝王的教育方法是非常正确的，从帝后开始怀孕，就行胎教之法，“声音滋味，以礼节之”，使之有好的禀性；及至孩提时代，师保又用“孝仁礼义導习之”；稍长，则教以分辨是非，“使为则为，使止则止”。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若自然”，正是看到了从小培养孩子的良好品性对于人生之路的极端重要性。颜氏说，他撰此书的主旨正是为了“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为颜氏家族垂范立训。

颜氏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对子女教育的责任在于父母。颜氏十分赞赏儒家的教育方法，“吾观礼经，圣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诺、执烛沃盥，皆有节文，亦为至矣”，认为古人对每一个仪节都经过精心设计，都赋予了深刻的含意，是非常成功的经验。但颜氏又指出，礼仪必须与时俱变，因此，他加入了某些新的礼仪知识，并在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等篇中，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如何教育子女的问题，今日读之，依然富于启迪。

除家礼教育之外，《颜氏家训》还有许多知识性的篇章，如卷六为“书证”，论考据之学；卷七为“音辞”，论声韵之学；当是颜氏自己在这些领域的学术总结，希望传之子孙；此外还有书法、绘画、天算、医方、琴瑟、投壶等方面的内容。最末一篇为“终制”，犹今之遗嘱，要求子女为之简葬，止用松棺二寸，不用明器等，以此为子孙作则。

《颜氏家训》是我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之一，历来受到学者的好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誉之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王钺《读书丛残》称赞它“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四、司马光的《书仪》与《家范》

从南北朝到隋唐，知识界都比较重视家庭的礼仪规范，表现之一，就是私家仪注大量出现。 这些仪注中，除书信格式之外，每每有家庭礼仪程式。《新唐书·穆宁传》提到穆宁“居家严， 事寡姊甚恭，尝撰《家令》，训诸子，人一通。”但这一时期的仪注，内容都比较简略，大多属 于个人行为。到了宋代，家庭礼仪开始向社会行为的方向发展。

与“独尊儒术”的两汉相比，唐宋两代最大的特点是儒、佛、道三教并立。三教中，佛教最 盛，它有寺庙作为固定的传教场所，有彼岸世界可以吸引信徒，其理论则是玄妙虚远。桑门茶毗 之法，道士风水之说，风靡一时，乡俗民风，多被其化，儒家文化受到极大冲击。长此以往，中 国本位文化就有被外来文化替代的危险。为了捍卫本位文化，一些有识之士一方面深入发掘儒家 文化，将它发展为一种缜密的理论体系——理学，以与佛教理论抗衡；另一方面提倡儒家礼仪， 使之能在社会层面上传承。

宋代学者中最早制订私家礼仪规范的学者有程颢、程颐和张载等，他们在家庭中实施古代的 儒家礼仪，以表明自己的文化立场，可惜其仪轨都不成体系，也没有成书。最早编撰成书的家庭 礼仪，是司马光的《书仪》和《家范》。

司马光《书仪》的最大贡献在于，对繁琐的古代礼仪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减。儒家的《礼经》，文古义奥，连古文大家韩愈都说“难读”，而且仪节繁缛，自古有“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荘子·天下》）之叹。如果要兴复古礼，就必须简化其节文。司马光以《仪礼》为本，芟芜存要，从中选择冠、婚、丧、祭四礼作为家庭基本礼仪，同时参酌宋代习俗，既能存古礼之大要，又能与时俱变，极有识见，后世家礼的格局无不仿此。又将公私文书的格式和礼仪用语制为范式，极便日用。《四库提要》誉之为“礼家之典型”，诚为不刊之论。

如果说《书仪》十卷重在家庭礼仪的程式，则《家范》十卷重在治家思想，卷一引《周易》、《大学》、《孝经》等文献，论述圣人之治，以“家行隆美”为尚，总述治家之要。卷二为祖，卷三为父母，卷四、卷五为子，卷六为女、孙、伯叔父、侄，卷七为兄弟、姑姊妹、夫，卷八、九为妻，卷十为舅甥、舅姑等。行文与《颜氏家训》相仿佛，谈古论今，并广引《曲礼》、《内则》仪节，以及经史所载圣贤修身齐家之语，夹叙夹议，以“轨物范世”、“遗泽后世”。

司马光将建立和谐的伦常关系看作是治国的不二法门，并以为礼是最好的工具。他说：“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治家莫如礼。”

司马光认为，处理伦常关系的核心，是要“以义方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他批评许多做长辈的只考虑子孙的营生，千方百计从物质上加以满足，“今之为后世谋者，不过广营生计以遗之，田畴连阡陌，邸肆连坊曲，粟米盈囤仓，金帛充箧笥，慊慊然求之犹未足也，施施然自以为子子孙孙累世用之莫能尽也”，“然则向之所以利后世者，适足以长子孙之恶，而为身祸也”，“子孙自幼及长，惟知有利，不知有义故也”。司马光反复谈到父母如何爱子女的问题：“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逸，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古人有言曰：慈母败子。爱而不教，使沦于不肖，陷于大恶，入于刑辟，归于乱亡，非他人败之也，母败之也。”这些问题，颜之推大多已经涉及，而司马光的论述又更深一层，读者不妨取来一阅。

五、朱子《家礼》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是孔子之后最杰出的学者。

朱熹之学博大精深，几乎无所不窥，但晚年好礼，认为礼是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每每 与弟子讨论家乡、侯国、王朝之礼，希冀兴复三代之坠典，大有将礼学作为毕生学术的归宿之意 。他从六十一岁起，开始编撰《仪礼经传通解》，希望将古今礼制打通，重新打造一个百代不废 的典制。这一工作朱熹至死不辍。

朱熹认为，社会风气的不振，关键在于礼之不行，“士大夫幼而未尝习于身，是以长而无以 行于家。长而无以行于家，是以进而无以议于朝廷、施于郡县；退而无以教于闾里，传之子孙， 而莫或知其职之不修也。”朱熹对司马光的《书仪》非常赞赏，但又有些许不满。儒家之礼自古 为贵族之礼，是所谓“礼不下庶人”。《大唐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皆煌煌礼典，但多为 皇族、品官之礼，庶民不得僭用。对于宋代庶民接受礼的知识水平和经济能力，司马光似乎没有 清醒的估计，因此，他的《书仪》虽经删削，但节文依然比较复杂，堂室之广、仪物之盛，令人 “未见习行而已有望风退怯之意”。

因此，《书仪》尽管刊印流传，但“徒为箧笥之藏，未有能举而行之者也”，难以通行于寻 常百姓家。所以，朱熹打算在司马光《书仪》的基础上，参考诸家之说，裁订增损，“使览之者 得提其要以及其详，而不惮其难行之者。虽贫且贱，亦得以具其大节，略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 也。”（《跋三家礼范》）。因而，他在《仪礼经传通解》中设了“家礼”一门，打算撰写一部 可以下于庶人的家庭礼仪。朱熹丁母忧时，曾潜心研究丧礼，并有所着述。可惜的是，他关于家 礼的书稿被小孩偷走，不知去向。

朱熹死后，突然出现了一部题为《家礼》的着作，共五卷，卷一为“通礼”，说祠堂、深衣 之制，后附《司马氏居家杂仪》。卷二为“冠礼”。卷三为“昏礼”。卷四为“丧礼”。卷五为 “祭礼”。另有“附录”一卷。这部《家礼》以《书仪》为底本，再加删削，又离析仪文，分别 节次，文字简洁，大纲明了。如冠礼仅存告于祠堂、戒宾、宿宾、陈冠服、三加、醮、字冠者、 见尊长、礼宾等大节目，礼文仅一百五十字。婚礼，《书仪》本诸《仪礼》，犹存六礼的节目， 《家礼》唯纳采、纳币、亲迎等三个仪节。丧礼，《书仪》减至卅七节，《家礼》再削为廿一节 。朱熹的弟子黄干认为，此即朱熹所作、而被孩童窃走的那部《家礼》，并予以高度评价。他为 该书作了序，称赞此书“务从本实”，“切于人伦日用之常”“见之明，信之笃，守之固，礼教 之行，庶乎有望矣”。从此，社会上每每称此书为《朱子家礼》。

《家礼》一反古代礼书的烦琐面貌，简便易行，因而备受欢迎，不断被翻刻印行。为之作注 的有杨复的《家礼附注》、刘垓孙的《家礼增注》、刘璋的《家礼补注》、邱濬的《家礼仪节》 等。此外还有各种插图本、汇辑本，如元代的《纂图集注文公家礼》，明代的《文公先生家礼》 等。明朝政府曾将《家礼》编入《性理大全》，与《六经四书集注》并颁之天下，为后世学者所 讲说尊尚。

到了清代，有一位名叫王懋竑的学者对《家礼》的作者问题提出质疑，他先后撰写了《家礼 考》、《家礼后考》、《家礼考误》等文章，极论《家礼》非朱子之书，得到了包括四库馆臣在 内的许多学者的首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懋竑一生崇拜朱熹，对朱熹的学术相当精熟，绝非 处处与朱熹立异的人物。王懋竑认定，在传世的朱子着作中，只有《家礼》及《易本义九图》绝 非朱子手泽。《家礼》的作者究竟是谁，学术界至今仍有争议，无法确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