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赋的形成立了头功的人当推荀况和宋玉。《文心雕龙·诠赋》:“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划境。”荀况生活在北方的赵国,但他曾由赵适楚。他亲眼看到了楚文化的光辉灿烂,并且吸收到自己的创作之中。他的作品与《诗经》中的雅诗一脉相承,以四言为主,但同时加进散文化的长句,借以展开想象的翅膀,增加抒情的味道。宋玉没有到过北方,是楚文化养育了这位杰出的作家。他从屈原那里继承了文采华丽的风格。他的《风赋》、《神女赋》、《高唐赋》等作品,大量运用排比和对偶,保存《楚辞》的特点更多一些,但他的浪漫主义仍然以楚王与宋玉的一同游览和彼此对话,作为现实的依据。
　　考察荀况和宋玉的作品,其差别是明显的,他们的共同之处是:(1)他们都用“赋”给这种文体命名。这就是“爰锡名号”的开创意义。(2)他们的作品都用主客问答这一形式,表现生活,阐释思想和抒发感情。(3)他们的作品已经开始注意用韵,虽然还是比较灵活而不严格的,但已经宣告了一种新的有韵文体的诞生。在赋的发展史上荀况和宋玉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赋诞生以后,其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是贾谊的《鵩鸟赋》和《吊屈原赋》的问世。我们可以把二赋看作骚体赋的代表作。二赋直接受屈原的《九章》和《天问》的影响,保留着加“兮”的传统。从语言特点来说,它们是四言诗句和散句的结合。从表现手法来说,虽属抒情言志之作,但对某一事物和某一思想反复铺叙的特点十分明显。贾谊作品就其表达的思想深度,就其内容和形式结合的完美,就其对社会和人生价值的深刻感受来说,荀况和宋玉都是无法比拟的。作为骚体赋,贾谊的作品已经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贾谊的成功说明赋这种文体,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途。
　　赋从战国后期诞生到汉代武宣时期走向繁荣的巅峰,大约经历了三百多年的时间。这个历程所用的时间,比诗歌、散文、词、曲等文学样式从形成到成熟所用的时间要短得多。从上古歌谣到《诗经》的出现,差不多用了七八百年时间;从第一部散文集《尚书》的出现到战国时期散文的百花齐放,也大体经历了五六百年的时间。即使是产生于唐代民间的词,到了宋代繁荣起来,所用的时间也超过了三百年。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赋为什么成熟的这么快,又为什么成熟和繁荣于汉代?首先是汉朝立国到武宣时代,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大一统封建帝国的形成,为赋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汉初百废待兴的局面,使朝廷无暇顾及文学创作之事,到武帝、宣帝时代,客观上产生了要求文学表现这种蓬勃向上、充满喜悦和自信的时代精神的需要。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武宣时代社会不仅向人们提供了吃喝住穿的保障,而且使人们有了潜心从事文学创作的可能。这是赋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汉大赋这种宏篇巨制体制的创立,非常适合表现汉代统治者的富贵、豪华、威严和气魄。形式和内容的统一,这就是汉大赋得以长足发展,而不是其它文学形式获得发展的根本原因。汉武帝独尊儒术,抛弃了汉初崇尚黄老的尚俭之风,而始倡儒家礼仪的繁缛。在这种文化思想的指导下,汉大赋以一种“苞括宇宙,总揽人物”(《西京杂记》语)的气魄,纵横恣肆地描写山河的壮丽、都邑的繁华、宫室的靡丽、祭祀的壮严、射猎的热烈、饮宴的畅快,对汉代的社会生活做了多方面的描写。由于形式和内容的和谐一致,构成了汉大赋主题的一致性。再次,汉大赋的发展和繁荣,同汉代最高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有关。汉武帝不仅自己喜欢文学,而且亲自写赋,他设立金马门让文人词士待诏于此,冥思苦想、日月献纳,据班固记载,到汉成帝时,奏给皇帝看的赋就有一千多篇,实际创作的数量恐怕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一大批有才能的作家出现在武宣时代,形成了我国文学史上以同一文学形式表现同一主题的第一个作家群体。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倪宽、孔臧、董仲舒、刘德、萧望之等是这一作家群体的峣峣者,并以自己的才华和作品代表了这一时代的文学水平。
　　没有任何一种文学样式能像汉大赋这样,与最高统治者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一篇赋的得失成败,要由最高统治者来决断,并因此而可以决定作者的升迁与否。赋本来是用来对统治者进行讽谏的。但是在“奏赋”这种制度下,就决定了赋的“讽一劝百”的基本格调。讽谏本来是两个不同的功能,但就作家言,谏而少讽显然对作品的成功关系极大,从而成为作家共同遵守的创作上的默契。汉大赋的许多代表作家都由于奏赋这种制度而和最高统治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汉大赋的正式形成。他从吴客探楚公子病起,写了八段文字,除第一段以外,以下七段写了七件事对楚太子进行劝谏,始靡终正。他以主客问答的形式,骈散相间的散体句式,构制了宏大的结构,是汉大赋发展中的第一个里程碑。枚乘主要生活在景帝时代,武帝为太子时就知道枚乘的名字,并赞赏他的文学成就,武帝即位,枚乘已经年老,仍用“安车蒲轮”接他进京,可惜死于道上,武帝又诏其子枚皋“因赋殿上”。司马相如作为汉大赋的代表作家,他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标志着汉大赋的成熟,也同样受到武帝的垂爱,武帝读了《子虚赋》,不仅感叹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并且把他召进宫中,而司马相如又接着献上了《天子游猎赋》。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赞司马相如:“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的确是这样,司马相如作为一代文学的宗师,把他摆在我国文学史上各种文学样式的一流作家的行列中,是毫不愧色的。扬雄是司马相如的成都同乡,他也是以赋出名而被召进宫内。他生活在西汉后期的成、哀、平三世,皇帝的昏庸、政治的腐败、国势的衰颓,使他失去了司马相如那种创作的激情,同时增加了作品中的讽谏成分。他虽然连连奏赋,昏庸的皇帝并没有对他予以特别地重视。他的赋作很多,有名的就有四大赋:《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而《解嘲》更是一篇抒写他政治上苦闷的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扬雄由于写赋而没有达到政治上的成功,使他内心充满了失望。他总结自己的创作实践,发出了“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感叹。这不是对自己赋作实践的否定,而是对自己的赋,“讽”没有听到反映,“劝”没有得到回报的一种沮丧心理的自白。
　　赋的真正代表是汉大赋,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的辞典以评介汉大赋为重点,兼顾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 (责任编辑：史林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