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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不杀魏征的真实原因:绝非宽容那么简单

时间:2017/12/1 10:21:59 来源: 时拾史事 浏览量: 2206

稍微学过历史的都知道,唐朝有个皇帝叫李世民,他手下有个犯 言敢谏的大臣叫魏征,魏征经常指出皇帝的不足,跟皇帝针锋相对。李世民虽火冒三丈,但也不会痛下杀手。最经典的故事莫过于下面这个,几乎家喻户晓。

有一次,唐太宗罢朝,大骂道:“一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听了,非常纳闷,问道:“谁触怒了陛下?”李世民说:“还不是那个该死的魏征,屡屡在朝堂上跟我对着干,让我下不了台。”长孙皇后听完,换了身朝服站在李世民面前。李世民看后,惊讶地问:“皇后,你这是干什么?”长孙皇后这般解释:“我听说‘主圣臣忠’。现在陛下圣明,所以魏征敢于直言,能够在圣明皇帝的后宫里,我感到非常幸运,又怎敢不祝贺呢?”

“出头鸟”魏征

大臣们给李世民提意见,特别是直言敢谏,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其中的困难,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1.颜值。一些电视剧中的李世民风流倜傥,和蔼可亲。那么史实中的李世民颜值如何?是大帅哥、美男子嘛?NO!完全不是,据《贞观政要》记载,“太宗威容俨肃,百僚进见者,皆失其举措。”李世民的容貌庄重肃穆,文武百官见了他,吓得手足失措。所以李世民不是一个面善的领导,他看起来好似大灰狼、不像喜羊羊,无形中,给进谏者增添了许多压力。对此,李世民心知肚明,所以每次接见大臣,“必假颜色”,勉强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


(电视剧中张丰毅版李世民)


2.权力。这是最关键的因素,李世民要是没权,谁会怕他?韩愈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朝阳路八千。”伴君如伴虎,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倒大霉,本来进谏是为了皇帝好,结果你说了逆耳忠言,人家不领情,还要宰了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就算不杀,贬到儋州、崖州等偏远地区,仕途受影响不说,还得受皮肉之苦。一个官员,千辛万苦爬到高位,与其进谏冒风险,还不如多磕头,少说话,至少不亏。李世民和李治都抱怨过:群臣不喜欢进谏,都喜欢明哲保身,要是大家进谏都蔚然成风了,李世民也没必要去鼓励,甚至花钱赏赐。

3.作风。李世民是个军人出身的皇帝,18岁随父起兵,27岁前,已经是位饱经沙场的名将,这样的人,往往行事果断、眼里揉不得沙子。在玄武门之变中,他能够亲手射杀自己的兄弟;李元吉死后,她跟弟媳走在了一起,生了一个孩子,后来鉴于四弟无后,就把这个孩子过继给了元吉。不管什么原因,能对兄长、弟媳下手,那绝对不是懦弱之徒,连他们都能动,你作为一个大臣,他有什么下不去手的?

给李世民进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魏征不但敢进谏,还敢直言进谏,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与之相对的,同为宰相,房玄龄就没有这样的胆量。贞观十年,有人向李世民打小报告,说那些三品以上的官员,个个自命不凡,仗着自己官大,不把王爷们放在眼里,李世民闻讯大怒,把三品以上的官员召来,臭骂一顿。眼见皇帝火气极大,“玄龄等战栗,皆拜谢”,魏征却能有理有据的反驳。

再如贞观十五年,李世民听说高士廉、房玄龄问玄武门的修缮情况,大怒,将两位宰相叫来训斥一顿,听完,房玄龄的反应是“拜谢”,主动承认错误。魏征呢?他的做法正好相反:“臣不知陛下何以责玄龄等,而玄龄等亦何所拜谢。玄龄等为陛下股肱耳目,于中外事岂有不应知者!”不知道你们在搞什么鬼!简直莫名其妙!人家房玄龄是陛下的股肱之臣,了解下北门的事有什么不可以。

魏征这么喜欢当出头鸟,李世民非但没整他,还让他在身边工作了十六年,最后得以善终,其中的原因真的只是因为宽容?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原因一:安抚太子、齐王余党的需要

我们还是从头开始说起,武德九年六月的宫廷政变结束后,怎样处理东宫、齐府余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时秦府众将想来个绝的,把李建成、李元吉的心腹百余人全部杀掉,家产查抄,以解心头只恨,此言一出,闹得人心惶惶。然而,李世民并不希望这样,因为他刚刚夺权,地位并不稳固,若将宫府余党赶尽杀绝,容易激起他们的殊死反抗,破坏社会安定;且唐朝刚刚建立九年,内则民生凋敝,外有突厥威胁,李建成在地方也有势力,如果再激化出一场内战,百姓、政府都承受不起,东突厥可获渔翁之利。所以用李渊的名义大赦天下,下诏:“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与,一无所问。”


(唐三彩)


说是这么说,但新当局真的对政治犯 既往不咎嘛?人们心中不禁打了个大大的问号,特别是宫府的余党们,他们“虽更赦令,犹不自安。”与此同时,不断地有人检举他们,抓捕他们,想趁机邀功领赏,在这样的背景下,李世民留了魏征一命。当他得知问魏征一直劝大哥杀自己,大哥不从时,便厉声质问:“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魏征举止自若,回答说:“前太子要早听我的,绝对不会有今天的下场。”可见魏征挺横,就算败局已定,他还敢这么说,真是死不悔改,属于顽固分子。在一般人看来,李世民应该对他恨之入骨,必欲杀之而后快。

可出人意料的是,李世民非但不杀,还委以重任。此举便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连魏征这样,敢当面顶撞我的太子余党都没有被处分,那其他余党呢,就更不用说了,组织定会对他们宽大处理、既往不咎。在这件事中,魏征就是唐太宗树立的典型。好比当年刘邦封赏雍齿一样,众将见刘邦最恨的人都有赏,自己那份呢?肯定也少不了呀!既然有利益可得,那还闹什么事!洗洗睡吧。

原因二:严峻的形势

贞观十一年,马周上奏:“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人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李世民执政十一年,户口尚且如此稀少,贞观初年的经济情况便可想而知了。玄武门之变后不久,突厥铁骑就打到了渭水便桥,给新政府很大的压力。李世民全程参与了打天下的过程,懂得帝位的来之不易,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他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积极纳谏,巩固既得利益。

“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大乱之后,政府的上策当是无为而治,多鼓励生产,少干扰百姓,少加派赋税、徭役。说是这么说,但皇帝的权力很大,欲望很强,他要想穷兵黩武、修造离宫别馆,老百姓依然会被征发。这个时候,魏征的作用就凸显了。当李世民想劳役百姓、违背制度,魏征可以谏止,确保大政方针不脱离既定的轨道。

多年后,李世民曾对长孙无忌说,我登基之初,大家意见不统一,“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但魏征却劝我:“偃革兴文,布德惠施,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我听了他的话,效果很好,现在“天下大宁”,周边的少数民族都来朝拜我,“此皆魏征之力也。”贞观三年,高昌王鞠文泰入朝,西域诸国获悉此事,也想派人到长安朝贡,魏征知道后,连忙劝谏:“中国始平,疮痍未复,若微有劳役,则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经州县,犹不能供,况加于此辈。”一句话:别让这些“蝗虫”来了,老百姓受不了。贞观四年,李世民又修洛阳乾元殿,给事中张玄素直言上谏,魏征得知后,大加赞赏:“可谓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红陶女俑)


可是好景不长,正如魏征所言:“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贞观初年,李世民能积极纳谏,明显是受了内外形势的影响,等到十几年后,位置坐稳了,经济发展了,颉利被擒了,唐太宗就不可避免地骄傲自满、松懈下来。对于这样的变化,魏征深有感触,贞观十二年,他对李世民说:“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三年已后,见人谏,悦而从之。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黾勉听受,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最近一两年,您已经变得不喜欢人们进谏了,常常表现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鲜克有终。

原因三:犯 颜进谏只是小概率事件

在一般人眼里,好像魏征每次阐述自己观点时,都会触怒李世民,让他下不了台。但如果细看,会发现犯 言敢谏并不是经常发生,在大部分情况下,双方的对话还是能够心平气和的。什么情况属于犯 颜进谏?比如皇帝因为什么事很生气,发火了,导致决策失误,大臣们明知道有问题,但考虑到皇帝心情不好,都不敢说话,这个时候劝谏,就是犯 颜进谏。还有可能是皇帝决策失误,或者有过失,可事情敏感,群臣不敢言,然后你不畏艰险地指明问题,虽然皇帝不乐意听,甚至大怒,但你不屈服,这也算犯 颜进谏。

然而,唐太宗不会每次决策都失误,也不会天天发火,否则跟昏君没什么区别了,魏征犯 颜进谏的事情一般隔一段时间发生一次。所以当你看《贞观政要》,里面记载与魏征有关的事件大约五十起,犯 颜敢谏的事十多起,再算上两唐书,还有笔记小说什么的,总数几十件的样子。要是一个月发生几十次,确实让人受不了。可魏征替唐太宗工作了十六年多,平均一下,每年就几件而已,属于小概率事件,魏征的大部分进言不会触怒唐太宗,只是因为犯 颜进谏容易使人印象深刻,所以很多人误以为全是这样。

原因四:注重方法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魏征进谏非常注重方法,贞观八年,陕县丞皇甫德上书不合皇帝心意,觉得他言辞激烈,别有用心,是恶意诽谤君上,妄议中央。魏征就进言说:“昔贾谊当汉文帝,上书‘可为痛哭者一,可为长叹息者六。’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人主之心。”通过引用贾谊上书文帝的典故,巧妙说明自己的观点。在魏征的谏言中,上至三皇五帝,下至隋炀帝,都是他进谏的素材,其中被用较多的是隋炀帝,因为唐太宗跟隋炀帝有亲戚关系,本人又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可谓殷鉴不远,用杨广的事例显得更有说服力。


(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局部)


除了典故,魏征还很擅长譬喻,比如李世民想封禅,魏征劝谏,他这么打比方:“有人长患疼痛,不能任持,疗理且愈,皮骨仅存,便欲负一石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现在的大唐,就好比刚刚康复的病人,大病初愈,瘦的跟皮包骨一样,可你却让他背一石米,日行百里,肯定是不可能的。有时候,魏征还会用比兴的手法:“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长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从树木、河流,谈到了治国。

《旧唐书》说魏征:“好读书,多所通涉。”《新唐书》说魏征:“通贯书术。”从魏征劝谏的内容看,两唐书所言不虚,如果没读过很多书,哪里讲的出这么多典故。你去跟皇帝进谏,只是干巴巴地讲大道理,那效果可能就一般般,要是掌握了很多方法,旁征博引,引经据典,令人信服,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动手杀人,那完全就是昏君所为了。

原因五:幕后的势力集团

李世民不杀魏征,还因为他与山东的关系特殊,魏征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山东豪族,他是这个利益集团在朝中的代表人物。据孟凡雄与桂士辉研究,魏征并非如两唐书所写,出自钜鹿魏氏,而是出自馆陶魏氏,因为唐朝人看重门第,如果一个人出自名门望族,往往被高看一眼,所以在魏征发达后,称自己是钜鹿魏氏,以弥补馆陶魏氏影响力相对逊色的缺点,借此抬高身价。那么魏征的父亲是什么身份呢?对于这个内容,《北史》有记载。

原来,魏征的父亲叫魏长贤,此人“博涉经史,词藻清华”,担任过汝南王悦參军事、平阳王法曹参军、著作郎、上党屯留令,曾上书讥讽时政,为权贵所不容。武平年间去职,之后不再出仕。纵观其一生,没有当过太大的官,也没有很大的作为,混的并不好。既然如此,为什么《北史》要记载他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有个好儿子。《北史》编撰于初唐时期,魏征作为宰相,不得让宰相之父名垂青史,《北齐书》和《魏书》就没写魏长贤。


(昭陵韦贵妃墓墓道)


魏征小时候,还没成年,父亲就死了,非常落魄,曾出家当过道士,隐居了一段时间。他之所以能够上位,除去才华、太子余党身份外,还因为时代背景,在隋末战争中,他脱颖而出,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先受到李建成的赏识,后获得李世民的认可,最终在贞观年间获得较高的政治地位。与魏征背景相同、经历类似的还有很多,他们并非世代显宦的名门望族,而是靠乱世崛起的山东庶族。

当初瓦岗寨失败后,魏征跟随李密来到长安,并没有被起用。于是他主动要求“安辑山东”,朝廷批准了,出发后,魏征修书一封给昔日战友、同为山东庶族的李勣,劝其降唐,李勣得到书信,很快同意。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又派魏征到山东“宣慰”,还允许其“便宜行事”,想利用他在山东的影响力,迅速稳定局势。途中,碰到有人押送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师行去京城,魏征放了他们以安抚人心。李世民听说后,也表示认可。贞观六年,诸王、大臣多次劝李世民封禅,李世民自己也同意了,唯独魏征以为不可,他说:“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崔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山东地区民生凋敝,要是封禅大部队来了,不知要给山东豪族带来多大的物质消耗,所以魏征表示反对。

“上尝语及关中、山东人,意有异同”,在李世民的眼里,山东人、关中人确实是不一样的,为此,张行成劝他说:“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有东西之异;恐示人以隘。”魏征不过一介文人,没什么可怕的,但站在他身后的人有份量,李世民虽然有时候不满魏征的直言,但考虑到他的背景,也不得不慎之又慎。站在统治者的角度,他需要利用山东庶族,牵制山东士族的势力,要是山东庶族被刻意削弱,门阀士族恐将膨胀。这对中央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原因六:印象管理

最后一个原因:李世民很善于印象管理,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让其他人对你产生好印象。玄武门之变中,杀兄的事情饱受外人诟病,登基之后,怎么把自己的形象翻过来呢?这时,魏征的作用便体现出来了,李世民说:“朕历观自古人臣尽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尽诚规谏。”君明则臣直,李世民善于纳谏,容忍魏征,自然可以获得美名。故在千百年后,人们评价李世民时往往感到矛盾。

有时你甚至会发现,李世民的形象建设都有些过了,比如亲自给大哥送葬,还哭之甚哀,人都是你杀的,你哭的这么伤心会有几个人真正相信?还有贞观四年,史书记载:“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李世民接手的,是隋末的烂摊子,且贞观前三年都有大灾,“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经济基础差,还有大规模的灾害,怎么第四年突然就能发展的这么好了?还全国范围内的夜不闭户?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以上现象不符合常理,可能贞观四年的情况却有好转,但好不到这个程度,史书明显过誉了。没准,当年的“大唐新闻联播”就是这么播报的。

在魏征生前,李世民和他的关系还不错,但在魏征死后不久,君臣关系还是破裂了,李世民取消了与魏家的婚事,并一度推倒了魏征的墓碑……


(昭陵魏征墓)


【参考文献】

《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贞观政要》、《隋唐嘉话》、《北史》

孟凡雄:《魏征故里考辨》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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