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魅力，是信仰的魅力

　　梁启超说：“信仰是神圣的，信仰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在一个社会为一个社会的元气。”

　　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在常人很少遭遇的逆境中，之所以能有杰出的成就，最根本的，是因为他们有坚定的信仰。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在蒙受腐刑、遭到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出于信仰的勇于担当精神，是不可能写出《史记》这样的伟大著作的。

　　西晋北伐名将祖逖的事迹产生了“闻鸡起舞”与“击楫中流”两个成语。祖逖青年时代“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常常“散谷帛以赐贫乏”，他曾和好友刘琨“俱为司州主薄”，“中夜闻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之所以能够如此发愤习武，就在于他早有报效国家的伟大抱负。后来，他克服种种困难，终于率军渡江北进。

　　明代的于谦少年时写成著名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正是后来他一生的写照。他居官清正廉洁，从不趋炎附势。宦官王振专权时，于谦晋京,不带任何礼品,给后人留下了“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的佳话。于谦率领军民英勇保卫京师，立下大功,却仍住在仅可“蔽风雨”的房子。景帝要赐府第,他以“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固辞不受。他“食不重味,衣不重裘”，“而廉清方正,一钱不私”，被害前，“籍其家，无长物,唯上赐盔甲袍带”而已。后来林则徐读史至此，曾发出“何处更得此人”的感叹。

　　戊戌志士谭嗣同，是为信仰而牺牲的典范。变法失败时,他本可以逃离险境，但他视死如归，拒绝出走,昂然宣告:“大丈夫不作事则已,作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且外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请自嗣同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充分展现了他为信仰而献身的伟大人格。

　　信仰是人类的精神支柱和前进动力，历史上无数杰出人物,他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感人事迹,至今仍然放射出璀璨的光辉。

　　历史的魅力，是思想的魅力

　　读史，不但可以使人受到信仰的鼓舞，而且可以使人受到思想的启迪。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人类思想的进步史。正如黑格尔所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如果只关注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人类思想史上的宗师巨匠，透过繁复芜杂、光怪陆离的社会表象，直抵事物本质。他们如炬的哲思洞照历史，引导着人类前行的脚步。

　　《盐铁论》，是西汉中期经济思想的结晶。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由理财家桑弘羊主持、数十位“贤良文学”参与的盐铁会议召开，宣帝时，桓宽集与会者所论，增广条目，而成是书。其中盐铁关系国计民生、应由中央政府专卖的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盐铁会议上的争辩，是一场颇有深度的社会经济理论探讨。双方都运用了大量历史知识作为立论依据，并将各个时代进行类比，有古今对比、周秦之比，还有秦始皇和汉武帝之比、汉文帝与汉武帝之比等等，充分反映了历史经验在政治决策中的作用。《盐铁论》是我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经典著作，闪烁着古人思想和智慧的光芒。

　　清末著名思想家龚自珍，以得风气之先的敏锐目光，认识到清朝统治“日之将夕，悲风骤至”，深刻洞察到社会潜藏着的严重危机。在《己亥杂诗》中，他大声疾呼：“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的社会批判思想，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之一，魏源是最早向国人介绍世界各国情况的中国思想家，他撰写的《海国图志》，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梁启超认为《海国图志》“实为变法之萌芽”。魏源选辑的《皇朝经世文编》，反映了清代学者“经世致用”思想及改革求治的愿望。尤其是他“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对后来的洋务运动等学习西方的社会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果说历史是一条长河，思想则是渗透其中的一脉清泉，它浇灌历史，滋润人心，从古代流到今天，又从今天流向未来。

　　历史的魅力，是道德的魅力

　　《周易》中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说明早在上古,中华民族就十分重视通过学习前辈贤者的嘉言懿行，来培养自己的道德。通过读史,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会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这就是历史道德的魅力所在。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德才兼备的楷模。东汉张衡，曾任河间王宰相,《后汉书》记载：“时国王骄奢,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张衡认为，道德和智慧，比地位和俸禄更重要。他说：“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张衡“约己博艺,无坚不钻”的精神和不媚权贵、淡泊宁静的品质,同他的科学成就一样，受到人民世代景仰。

　　林则徐一生奉“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座右铭。1830年，他出任湖北布政使，发出《由襄阳赴省传牌》，说明船钱和伙食均自行负责，“无须致送下程酒食等物，所属官员，只在本境码头接见，毋庸远迎”。1838年，他任钦差大臣禁烟，发出《奉旨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传牌》，要求：“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索者即须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懔遵毋违。”他在广州的《关防告示》要求：“所买物件，概照民间市价给发现钱，不准丝毫抑勒赊欠……”他的清廉节操，连他鸦片战争时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英国殖民者义律在一部回忆录里说：“若说林公虽然不为皇帝所喜，但是他却很受他新近所管治人民的爱戴，这对于林来说只是公道而已。他的最大的死敌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对手从来没有被贿赂玷污过。”曾国藩曾写信给曾国荃说：“闻林公文忠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抚二十年，家私如此，真不可及，吾辈当以为法!”曾国藩在个人操守上坚持以林则徐为榜样。他要求自己“以廉率属，以俭持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

　　道德作为政治的辅助力量，贯穿于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进程，对其积极作用应予充分重视。

　　历史的魅力，是智慧的魅力

　　读史的过程，实际上是不断汲取历史智慧的过程。历史智慧既可以通过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折射出来，同时又以人类精神产品的形式积累和传承。历代史书都注重总结历史经验，使后来人能从多方面汲取经验教训。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唐代的《贞观政要》、宋代的《资治通鉴》，都是这方面的典范。

　　毛泽东是善于运用历史智慧的伟大政治家。他曾说过：“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944年，郭沫若为纪念明末李自成起义所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毛泽东高度重视，批示印发全党学习。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1952年，毛泽东添置了一部线装《二十四史》，这成为他最喜欢读的史书。他说:“必须要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做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后汉书·袁安传》载，汉章帝容许大臣在朝堂争论国家大事。毛泽东对此加以肯定，批了四个字:“可以争论。”他认为，该书《黄琼传》中“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话令人警醒，于是批示其他领导同志阅读。为了引导高级干部读书学习，毛泽东特别推崇东吴吕蒙的故事，倡导他们读《三国志·周瑜鲁肃吕蒙传》。为了提倡工作中要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他推荐大家读《三国志·郭嘉传》。他在《南史·梁高祖本纪》里作了许多批注，对萧衍的军事政治才能给予充分肯定。但梁武帝晚年听不进不同意见，对直谏的忠言加以反驳。对此，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批注:“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他在《贺琛传》批注中又批评梁武帝:“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至灭亡,不亦宜乎。”《南史·韦睿传》称:“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毛泽东批注:“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毛泽东留下的大量读史笔记，是宝贵的思想财富，值得我们反复学习和思考。

　　历史的魅力，是创新的魅力

　　创新是一切国家和民族进步的不竭动力，也是一切历史的灵魂和精髓。人类社会，一步步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积累、不断创新的历史过程。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科学的历史发展中。

　　创新离不开积累。古希腊人通过总结思维规律创立了形式逻辑，为人类建立科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基本方法。近代几乎每一个重大科学发现都有着历史的传承:哥白尼阅读了大量古希腊学者的科学著作，受到其中地球运动思想的启发，从而向统治千年的地心说发起挑战，提出日心说，勇敢地吹响了近代科学革命的号角。牛顿继承和发展了伽利略和笛卡尔的机械论思想，提出力的正确概念，最终建立起经典力学体系。爱因斯坦在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过程中,受到了英国哲学家休谟、奥地利哲学家马赫的怀疑经验论以及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理性论的影响。

　　十六世纪丹麦天文学家第谷，二十年如一日进行天文观测和记录。临终前，他把自己一生的心血——记录的全部资料给了助手开普勒，嘱托他把这些成果整理发表。面对这些宝贵资料，开普勒决心用第谷记录的数据揭示天体运行的秘密。他依靠严谨的态度、坚韧的毅力和超群的数学才华，从研究火星轨道着手，又经过十八年艰苦努力，著名的“开普勒三定律”得以诞生。开普勒被后人称为“天空的立法者”，同样，我们对第谷的功绩也怀有深深的敬意。正如华罗庚所说：“科学成就是由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惟有长期的积聚才能由点滴汇成大海。”

　　通过历史资料来研究气候变迁的方法是竺可桢开创的。他说：“在我国的许多古文献中有着台风、洪水、旱灾、冰冻等一系列自然灾害的记载，以及太阳黑子、极光和彗星等不平常的现象的记录”，“有丰富的过去的气象学和物候学的记载”。依靠这种对历史资料的独特认识，竺可桢研究了半个世纪，终于取得了重大成果。

　　创新需要科学精神的指引。科学精神是在科学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每一个科学发现，都是通过坚忍不拔的努力，经过千百次的实验而最终获得的;每一个科学结论，都渗透着人对理性的信仰和对真理的热爱，以及捍卫真理的勇气。科学史所积淀的科学精神具有永恒的价值。

　　东汉的王充是唯物主义科学家和思想家，《论衡》是他用毕生精力完成的巨著。针对当时流传的“天人感应”思想，他认为天地都是无意志的物质，“夫天者，体也，与地同”。有一桩春秋时代的轶事说，晋国梁山崩，堵塞黄河，景公大为惊慌，率群臣临河哭祭三天，河水才复流。这似乎很神奇，王充看清了其中的科学道理，说:“山初崩，土积聚，水未盛，三日之后，水盛土散，稍坏沮矣。坏沮水流，竟注东去。”山崩的土石阻塞河流，水位逐渐增高，三日后冲决积土，恢复正常，这是自然现象，和哭祭无关。对于潮汐的成因，当时迷信的说法是伍子胥因怀恨吴王而“驱水为涛”。王充认识到潮汐与月球的关系，说：“涛之起也，随月盛衰，大小满损不齐同”，“泛扬动静，自有节度”。他还指出海浪大小与海岸线形状的关系:“其发海中之时，漾驰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浅狭，水激沸起，故腾为涛”，并且幽默地反问：如果伍子胥能驱海水为涛，为什么屈原不能驱江水为涛呢?还有，直觉都认为“雨从天下”。王充经过细致的观察，指出，“案天将雨，山先出云，云积为雨，雨流为水”。“如实论之：雨从地上，不从天下，见雨从上集，则谓从天下矣，其实地上也。”他对雨成因的认识已相当接近现代观点，他还指出，“夏日则雨水，冬日天寒则雨凝而为雪”。雨雪的本质是一样的，他已经注意到物态变化与温度的关系。实践证明，王充的很多认识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他的学说对科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历史的魅力，是信仰的魅力、思想的魅力、道德的魅力、智慧的魅力、创新的魅力，但归根结底是文化的魅力。读史，可以使我们获得深刻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觉。

　　一个生机强劲的民族,必然是一个不断弘扬优秀历史文化的民族，必然是一个善于创造新的历史文化的民族，必然是一个勇于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民族。我们要努力把握时代的本质特征和世界的发展趋势,让历史的魅力，在中华民族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展现新的光彩。

　　(作者：中央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组长、文化部党组成员、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史学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