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后世读者想象的不同，老皇帝死去的前后，整个大隋王朝的空气中充斥的不仅仅是紧张，还有几分兴奋，或者说得更明确点儿，是期待。人们期望着这个三十六岁、才名广播的新皇帝把初兴的大隋帝国带向更大的繁荣。新皇帝即位不久后做的两个小小决定，使他们更加坚信有理由这样期待：
    即位不足四个月，从洛阳传来消息，杨广平陈时带回的俘虏陈叔宝去世。虽然是一介俘虏，然而毕竟曾经做过皇帝，按理应由现任皇帝确定一个谥号，以定其一生功过。

    杨广翻遍《逸周书·谥法解》，反复斟酌，挑出了一个字：炀。《谥法》云：“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

    这是所有谥法中最坏的一个字。

    杨广认为，只有这个字，才能充分表达他对前手下败将的轻蔑和鄙薄，也才能提醒自己不要像这个败家子一样荒嬉无能、腐败亡国。

    另一个细节是，在挑选新年号时，新皇帝圈定了古往今来年号中最大气磅礴的两个字：大业。


    整个大隋天下，没有几个人了解这个政治新鲜人（Ｆｒｅｓｈ Ｍａｎ）心中的梦想。

    在普通人眼里，父亲杨坚的功业已经达到了极盛：四海一统，天下太平，国力昌盛。开国之君似乎没有给继承人留下多少创业的空间。然而心高气盛的杨广却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素无学术”的父亲为人行政目光短浅、器局狭小，因此他的统治表面上成绩斐然，实际上存在着许多重大缺陷。

    先从小节数起。父亲的第一个缺陷是过于严苛。因为过人的勤政节俭，老皇帝杨坚在中国史上留下了很高的声望。然而，仁寿年间的大隋臣民们感觉到更多的却是老皇帝晚年变本加厉的猜忌多疑。也许是因为老年的人格改变，越到暮年，杨坚越担心大隋天下的安全。为了震慑天下之人，他用刑越来越酷。一开始是“盗边粮者，一升已上皆死，家口没官”，后来甚至发展到“盗一钱已上皆弃市”的程度。（《隋书·刑法志》）百姓举手投足便有可能触犯刑法，弄得怨声载道、人心惶惶。

    许多成功的儿子都是踏着父亲的尸骨建功立业的。杨广知道，刚刚登基的他要务是争取民心。而父亲的错误正是自己的机会。

    一上台，杨广就下令重修《大隋律》，文帝晚年制定的酷刑全部取消。用酷刑来维持统治秩序的做法在杨广看来太小儿科了。杨广称圣人之治应该“推心待物”，所以他“每从宽政”，新的《大隋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宽大的法律之一。历代王朝均规定，犯谋反等大罪，父子兄弟均斩，家口没官为奴。杨广认为这条法律太不人道。他说：“罪不及嗣，既弘于孝之道，恩由义断，以劝事君之节。”新的《大隋律》断然取消了连坐之罪，开创了中国法律史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先河：废除了对谋反大罪的连坐。（《隋书·刑法志》）这是中国法制史走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可惜这一步到了唐代又退了回去。

    相对严酷，杨广更反感的是父亲的吝啬。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善于搜刮的皇帝，他一再巧立名目，提高税率，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甚至饥荒时也舍不得打开仓库救济百姓。杨广认为，这实在不是人君应有的气度。即位之后，他即大赦天下，普免天下全年租税。在位十四年间，他多次宽免百姓租税，一再降低税率。

    隋文帝“素无学术”，对文化十分轻视。晚年甚至认为学校没有什么用处，各地学校，均予废除。杨广即位不久便恢复了被隋文帝所废除的各级学校。并且发布诏书，宣布帝国的文化方针是“尊师重道”，“讲信修睦，敦奖名教”。（《隋书·炀帝纪》）

    杨广初政的这些举措，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天下百姓和读书人的拥护，也迅速在大臣们中间建立了威信。看来，当初文帝选这个“天下称贤”的王子为储，是何等的明智啊！新皇帝的仁慈、慷慨、文雅的形象随着这些政策传遍了帝国，颂扬新皇帝仁德圣功的奏折一再呈进到杨广面前。

(责任编辑：史林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