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丽资料图（图片来自网络）

刘晓丽：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美国萨福克大学访问教授（2013.9-2014.9）。2012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美学，尤以中国殖民地文学为重点。在国内外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著作《异态时空中的精神世界》（2008），《伪满洲国文学与文学杂志》（2011），《周末读点美学》（2013）等。

1932年3月1日，日本军部在中国东北策划组建所谓“满洲国”，这里成为20世纪前半叶东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竞技的舞台，也是一次大战后强权政治的演练中心之一，这里是关于土地与所有权的，是关于士兵和大炮的，是关于掠夺和统治的，也是关于帝国主义修辞的。满洲傀儡国组建之初就通过各种媒介炮制出一套新的意识形态修辞——“新满洲”，透视“新满洲”修辞，我们可以看到其背后的帝国主义逻辑：一，日本是“先进的、文明的、有魅力的”，而满洲是“落后的、低等的、有待教化的”；二，满洲被日本“教化”、“改造”为“文明、现代”的“新满洲”。今天“新满洲”的修辞也并非了然无迹，在日常话语、文学创作、历史研究中仍若隐若现，为此有必要重返历史，反思殖民统治与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核心观点

“新满洲”的修辞，貌似中立的公允的“事实陈述”，其实是摈弃了更重要的事实：殖民地原住民的苦难——社会和私人生活被强行改变，迅速跌入陌生的现代生活，以及对殖民者无条件地屈从。

这种帝国主义修辞截断了一个民族的生活历史，从外部给出一个社会生活的标准，苦难的历史变成了“发展进步”的故事。

历史语境真的能被洗净吗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大营柳条湖附近的一次预谋爆炸，将中国东北——这一清帝祖始之地卷入了东亚政治中心。1932年3月1日，日本军部策划组建所谓“满洲国”，清朝退位皇帝溥仪任“执政”，定都长春，改称“新京”，年号“大同”；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改名为“大满洲帝国”，溥仪登基称帝，改年号“康德”。“满洲国”标举独立国家，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和“国际联盟”都不予承认。“满洲国”受日本操控，但又与台湾、朝鲜等日本殖民地施行不同政体，这样一个介于准殖民地与伪国家之间的暧昧之地，成为20世纪前半叶东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竞技的舞台，也是一次大战后强权政治的演练中心之一，这里是关于土地与所有权的，是关于士兵和大炮的，是关于掠夺和统治的，也是关于帝国主义修辞的。

“满洲国”组建之初，便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有系统的统治，日本军方和满清遗老们各怀政治目的构建一套新的意识形态修辞——“新满洲”——“新满洲-新国家”、“新满洲-新国民”、“新满洲-新生活”，为此定制了方方面面的统治方针以及发展规划，不单单是军事和行政的统治，还有系统的文化统治。当权者借文学作品、广播电影、地理研究及开发等一系列活动，塑造“民意”、构建“历史”。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由于当时的通讯问题，8月18日“大满洲帝国”皇帝溥仪在吉林通化宣布退位，“满洲国”结束。但是与“满洲国”一起被建构的“新满洲”的修辞术，并非了无痕迹，在今天的学术讨论、文学创作、历史研究依然若隐若现。

伪满洲国的遗迹——建筑、铁路等还在，有人见此会感慨日本人在满洲的“建设之功”。日本作家村上春树1994年到长春，参观了“长春动植物公园”——这座建于伪满洲国时期的动物园，该动物园始建于1938年，当时叫“新京动物园”，是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的20倍大，当时其面积之大，展出的动植物品种之多，号称“亚洲第一”。在村上春树的眼中：今天的动物园面积大得不得了，动物数量却少得可怜，动物园里的建筑陈旧，相比较而言，倒是“满洲国”时期建造的五十年前的混凝土台基“显得结实得多新得多”（《边境近境》）。历史学家的研究也向我们表明“满洲国”的“发展”：“日本控制下的满洲工业从1936年起迅速增长……广义的工业（矿业、制造业、公用事业、小型工业和建筑业）在1936-1941年之间每年以9.9%的比率扩大，与此相比，在1924-1936年间为4.4%。工厂工业的增长甚至更快，结果是，占中国总人口8-9%的满洲，工厂生产额几乎占1949年以前全国总生产额的1/3。”（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

这些洗净历史语境的抽象描述，是“事实陈述”吗？为此我们想重返历史，看看“新满洲”的修辞是如何被建构的，这种修辞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今天这样的满洲叙事和“新满洲”修辞又是一种什么关系。

“新满洲”的修辞是如何被炮制出来的

中国东北地区，自清代以来被称为“满洲”，这里的民族组成复杂，有世代生活在此的满族、蒙古族、哈萨克族、赫哲族等原住民；清末开禁后大量汉族人“闯关东”到此地谋生；1896年《清俄密约》允许沙俄在东北建筑“中东铁路”后，俄国人、犹太人、东欧和北欧地区的人们也随之迁徙而来。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从沙皇手中夺去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和“南满铁路”的经营权，将大连、旅顺、金州、普兰店以南地区统称为关东州，设立了关东都督府，驻扎关东军，此后日本军人、商人及普通日本人陆续迁居东北。

对于1932年之前居住在满洲地区的人们，无论是汉人、满人、蒙古族人，还是日本人、俄国人、犹太人，都没有想过“新满洲”的问题，满洲何来新与旧，每天都新，每天过去都旧。伪满洲国炮制出“新满洲”的修辞，就是要为不合法的政权套上合法性外衣。军事抢占这块土地之后，还要在文化上拥有这块土地的所有权、管理权，为其强权政治寻求合法性。

“满洲国”组建后，便调动当时的各种媒介——广播、电影、书刊——打造“新满洲”。其中《新满洲》杂志是其核心阵地。《新满洲》（1939.1-1945.4）是“满洲国”刊行时间最长的文化综合杂志，时人称之“这老牌杂志，独占满洲杂志的核心”。我们以《新满洲》杂志为样本，看看“新满洲”的修辞是如何被炮制出来的。

《新满洲》杂志创刊即连载两部长篇小说《新旧时代》（陈蕉影，1939：1-12期）和《协和之花》（桂林，1939：1-6期）。《新旧时代》标举“告别旧时代，拥抱新时代”，连续的时间在1932年出现一个节点，之前“贫苦、野蛮”，之后“幸福、文明”。《协和之花》之名与“新满洲”刊名异曲同工，小说讲述了满洲青年吴羡雲与日本女孩中村芳子的爱情故事，芳子的父亲中村近寿到奉天（沈阳）办学，所谓“播撒文明”、“传播知识”，病逝于满洲，该学校品学兼优的学生吴羡雲与中村近寿的女儿芳子，情投意合、两情相悦。但是他们俩的爱情并不顺利。芳子因父亲过世，回到了日本东京；而吴羡雲被父母逼婚即将成亲。为此吴羡雲忧虑成疾病入膏肓。爱情阻碍的消除非常简单，吴羡雲的未婚妻突然病亡，婚约自然解除；吴羡雲病愈后学习努力，通过留学日本的考试，与芳子在日本相见并在芳子日本亲友的祝福下完婚。小说目的明显——塑造“日满一体、民族协和、安居乐业”的“新满洲”的“幸福生活”。

在《协和之花》这篇小说中，要给生活在满洲的“新青年”一个“新希望”、“新满洲”，若想让满洲青年养成这样的感觉逻辑，只靠小说塑造完美典型是不够，还需要其他修辞来帮忙。《新满洲》杂志中有专辑——“留学生访问记”，让留日学生介绍自己过去的留学生活、现在的“有为”生活以及对未来的“畅想”。同时刊登“满洲国”民生部专门教育科长吕俊福的报告《向全国学生公开的报告——介绍给希望留日的学生》，在这篇报告中，不仅介绍了留学日本的具体要求及程序，更重要的是介绍了“满洲国”的学生在日本的特殊待遇——与日本学生同样相待，“新满洲-新国家”“提升”了留日学生的地位。

“新满洲”不仅仅是留日新青年的，也该是生活在这篇土地上广大劳工的，当权者没有忘记许诺他们一个“梦想”。《新满洲》是一本图文并举的刊物，图的部分，除了刊登日满政要互访等照片外，多数图片展示满洲大好河山以及建设中的工厂、矿山、城市和乡村。而“各地通信”、“现地报告”、“满洲的现地”、“我们的乡土”、“禹甸河山”等散文随笔栏目，是用文字描绘“满洲国”各地风光，凸显“新满洲”的“新建设、新发展、新气象”。生活在这个“日新月异”的“飞速现代化”的土地上的劳工们，怎么不满怀“希望”呢？他们“讴歌”：“教育我的母校/建起了高大的楼房/茫茫的沃野/添设了人家/暮烟笼罩起日落的寒村/电灯在阡陌处尽放豪光/期待吧/建国十几年后的锦绣山河”。

不仅如此，生活在这个“新满洲”土地上的劳工们也在“欣欣向荣”、“日日改变”。疑迟的长篇小说《凯歌》（刊于《艺文志》1944.9-11），塑造了“新满洲”的“新国民”，日本开拓团成员古森来到满洲沙岭屯，带着全村村民开荒拓地，给沙岭屯带来了“增长增收”的“新气象”。这个“新满洲”的“新国民”古森，吃苦耐劳、忠于“国家”，勇于承担责任。他不仅和沙岭屯的青年农民吴海亭同心协力，还改造了村里的大烟鬼和小偷。

满洲傀儡国似乎提供了一种旧满洲无法提供的“新生活模式”，这套“新生活模式”是由日本“亲善”、“教育”、“文明”、“进步”、“发展”、“增收”、“美好未来”等概念建构的。

殖民扩张的修辞圈套

“新满洲”的修辞，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日本构想出来的“满洲新秩序”、“东亚新秩序”，也彰显了“大满洲帝国”的日本殖民扩张的政治实践。而且当我们深入到这些修辞的内部时，即不仅关心这些修辞的内容，也关心这些修辞的形式，以及这些修辞的前提条件，由此可以透视出“新满洲”修辞背后的两个帝国主义视角：一，日本是“先进的、文明的、有魅力的”，而满洲是“落后的、低等的、有待教化的”；二，满洲应该被日本“教化”、“改造”为“新满洲”。

《协和之花》这篇爱情小说，是关于满洲男青年被温柔的日本女孩征服的故事，这里没有刀光剑影的强迫，爱情的阻碍不在芳子这里，爱情的阻碍来自吴羡雲的父母。吴羡雲的父母也爱自己的孩子——一种旧式的落后的强加式的爱，他们为孩子花钱定亲，强迫儿子成婚，而这种“旧式的爱”险些送了儿子的性命。落后的旧满洲把青年逼向“活着是没有希望的”的境地，而“文明温柔”的日本给满洲青年一种全新的“自由生活”。

在这个简单的爱情叙事中，作者桂林加入了很多旁逸斜出的描写，比如写吴羡雲赴日本留学的行程是这样写的：“吴羡雲从家里走后，先到奉天，取道安东，经朝鲜，到釜山。坐海轮‘日本丸’。这是羡雲有生以来，头一次的尝着海上生活。……在下关地方，登上友邦大陆的第一步。开始接受友邦的人物。他经过工商府的大阪。历史名地的京都。赏玩过代表友邦的樱花。瞻望过高耸云表的富士山。……抵达东京。”到了东京之后，满洲青年吴羡雲又受到一次“文明的洗礼”：“芳子陪着羡雲，到东京各处去参观，走了三天才大致走完。什么明治圣德纪念绘画馆啦，靖国神社啦，二重桥啦，上野公园啦，以及宝塚剧场啦，松板屋百货商店啦，银座街夜市啦……等东京的名所，都去了一遭。”

这些对日本、对东京的介绍性的艳羡的描写，与小说内容没有多少关联，作者是在向满洲的读者炫耀日本的“现代文明”，相比之下，作者把满洲的生活写得落后、迷信。即将成亲的新娘生病后，“先找刘大神给扎几针，未见好。”当邻居听说马上就要拜堂的新娘病逝时，厨子老王对老赵说：“当初他们这桩婚姻，八成是没有合婚，不知是谁忌谁，再不就有一头命硬。要不然，刚要办喜事，新娘死了，新郎还在闹病。”山东老罗对老李说：“必是先生给看错日子啦，冲犯着什么太岁爷爷啦。”下屋二秃子听说，忙问他妈妈，“新娘死了，还借咱们大公鸡拜天地不。”

这种“文明与迷信”、“进步与落后”的对照式描写，透露出这样一种看待世界的视角——日本是“先进的、文明的、有魅力的、温柔体贴的”，而满洲是“落后的、低等的、迷信的，有待改造和教化的”。这种看待世界的视角，隐藏在“新满洲”修辞的背后，是要把旧满洲变成“新满洲”的前提。更重要的是这本来是一种观念性意识形态，却被作成一种事实性描述，在《新满洲》杂志中不断复现。

《新满洲》杂志中的写实栏目以地方报告为主，“各地通信”、“现地报告”、“满洲的现地”、“我们的乡土”、“禹甸河山”等栏目，共刊出近百篇写实随笔，这些随笔都采用了日本“先进”与满洲“落后”、今日之满洲“优秀”与昨日之满洲“低劣”的对比式的修辞策略，满洲正在被改造成“文明、进步、现代”的“新满洲”，由此原本的意识形态观念被演绎成了所谓“事实”。

建构出来的观念上的“新满洲”，经过对照式的修辞的不断重复被演绎成事实上的“新满洲”，而这“事实上”的“新满洲”又催生“新的观念”——满洲应该被日本“教化”、“改造”为“文明、现代”的“新满洲”——帝国主义观念。

《凯歌》就是关于“改造”和“教化”的故事。这篇小说，首先设计出这样一个世界，满洲沙岭屯，一派荒野，本地人世世代代生生死死如草木一般麻木不仁，这里有得过且过的懒散的农民，肮脏邋遢骂街的妇女，还有小偷和吸食鸦片者，这是死水一般快要溃烂的世界。满洲“建国”后，日本开拓团来到沙岭屯。开拓团成员“吃苦耐劳、文明卫生”，他们开荒拓地，把荒野变成良田。这样一个二元对照的世界被设计出来后，接下的故事便是其中“优秀”的一元改造“落后”的一元。在日本开拓团的“感召”下，当地农民燃起了生活的“新希望”，死水被搅动起来，当地农民与日本开拓团成员一起开荒种地，他们不再懒散麻木，也勤劳起来，关心他人、关心集体、关心“国家”，同时还学会了日本人的讲卫生、懂礼貌。而且在日本人古森的教导下，沙岭屯的大烟鬼和小偷也改掉了恶习，与村民们一起干劲十足地“增产出荷”。经过“改造”和“教化”过的沙岭屯，从“死水一潭”变得“勃勃生机”。

这里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非常显豁：满洲的土地和人民要求、需要被开发被统治，这似乎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一致”的“愿望”。

东亚原有的生活形态被强暴、撕裂

日本是“先进的、文明的”，满洲是“落后的、低等的”。“落后的、低等的”满洲需要“先进的、文明的”日本来统治，把旧满洲变成“新满洲”，变成“文明、现代”的“王道乐土”的“新满洲”。那么谁是“新满洲”的“快乐子民”呢？

也许《协和之花》中吴羡雲和芳子是吧，但是小说写到这对“日满协和”的小夫妻回到满洲，“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就童话般戛然而止。

那些留学日本回到满洲的青年们生活得如何呢？“看看表正指五点钟/该是宴会时候了/推开厅堂华丽门/见一屋冷寂挤个满/——却是来早了/啜混黄的茶水嚼着无聊/心暗忖——最怕第一人/如今偏这末巧/倘使有人来/我准备一句‘昆邦哇’/然后只剩一掬窘迫的笑”。这是曾经留学日本的满洲诗人冷歌的诗，他被日系作曲家协会邀请，按要求准时抵达后，却被对方辱慢轻视了，最后“只剩下一掬窘迫的笑”。这不仅是冷歌的尴尬时刻，也是在满洲与日本人共事的中国文人的生存之窘。

那些“满洲国”的劳工们生活得如何？从《新满洲》杂志“现地报告”等栏目，我们看到满洲的农村急速“工业化”，曾经的农民、地主，变成了领取工薪的“工人”，生活中出现了矿山、制油工厂、制辗米工厂等从未听说过的新东西，还有“共励组合”等新的消费形式，以及许多不知名的现代稀奇事。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给生活在此的人们带来了什么？王秋萤的小说《小工车》（新京：益智书店，1941年）这样描写劳工们的生活：“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对于这黑色的烟，怪吼的骚音，感到一种兴奋而有趣，同时更幻想着自己凭他一身气力，每天劳作的代价，一定到老的时候会积蓄一点钱的。可是十几年来的时光好像是飞一般的过去了，到现在赚到了什么呢？……他眼见到许多伙伴，有的埋葬在矿坑里，有的已经不知流转那里去了，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忍受在这里。”“自从变成佣工的生活以后，不知为什么原因，他的性格时常烦躁，因此一有微末不如意的事，便会与老婆打得不可开交。”日本殖民者为实践自己的设计，东北的乡村被迫城市化、迅速地“工业化”。这表面“现代化”的背后，是东亚原有的生活形态——世代生长培育的生活形态——被强暴、撕裂，纯朴的农民走向无望的堕落的生活，不仅是物质上的贫困，还有精神上的茫然。

把“文明”和“现代”带给原始、荒野的满洲，这是一种洗净了殖民地人们苦难的帝国主义修辞。这块土地上没有快乐的子民，有的是盘根错节的无以名状的苦难。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并非麻木不仁，他们清楚日本强占着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强行改变着他们祖祖辈辈的生活形式。这里没有享受现代文明的顺民，有的是多种多样或隐或显的反抗，最终他们把日本人赶出了家乡。

今天那些洗净历史语境的满洲叙事，再次跌入帝国主义修辞圈套，貌似中立的公允的“事实陈述”，其实是摈弃了更重要的事实：殖民地原住民的苦难——社会和私人生活被强行改变，迅速进入一种陌生的现代生活，以及对殖民者无条件地屈从。

更重要的是，帝国主义修辞，是要截断一个民族的生活历史，从外部给出一个社会生活的标准，比如所谓“发展”、“文明”、“进步”，一旦社会生活不在自己的历史中寻找存在的意义，而以外部标准来衡量，生活其间的过渡时期的人们的生存意义就将被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