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当周恩来、王明和博古谈话，让博古主持中央工作时，博古很吃惊，认为这不符合组织手续。周恩来、王明解释说已和远东局谈好，电告共产国际批准即可。博古从此担任了中共中央的领导。

博古出生于1907年，周恩来出生于1898年，博古比周恩来小9岁。1921年，周恩来加入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旅欧支部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此时博古14岁。1924年秋，当周恩来回到广东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部长，领导广东、广西、厦门、香港等地的工作，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博古只有17岁。受恽代英等人的影响，博古接受了革命思想，参加进步组织“锡社”。由于受年龄的限制，博古资历要比周恩来浅得多。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很多国民党党部都是由共产党员建立的，或者是共产党员担任重要的职务。国民党是公开的，人数多；而共产党是秘密的，人数少。进步青年先加入国民党，表现不错，再加入共产党。博古也是如此，先加入国民党，在1925年10月五卅运动的高潮时，加入了共产党，时年18岁。

周恩来是大革命时期的领导人之一。开始，周恩来是广东、上海地区的领导人，1927年5月起是中共中央的领导人。而博古是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入党的新生力量，他从上海大学英文系毕业后，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任宣传干事一年，即被派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他离开中国到苏联学习时只有19岁。

博古出身于书香门第，生活工作在城市，虽也到过乡下，但是时间短，对农村情况和共产党历史了解比较少。他的革命经验以城市为主，斗争经验偏重宣传方面，擅长写文章。

博古天资聪慧，学习刻苦，英文好。他短短一两周就掌握了俄语，能直接阅读马列主义原著，能直接用俄语和老师交流。当时留学生中有不少工人，文化水平低、理解力差，学俄语困难，和老师、同学打交道有困难。老师都用俄文讲课，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学业，学校选拔俄文好的学生担任课堂翻译，博古就是翻译之一。当时担任翻译的人并不多。他是一名活跃分子，在众多的学生中脱颖而出，曾被调到南俄处理有关中国人的事务。

博古与周恩来第一次见面的时间，现在没有相关记载或回忆。博古在1926年10月出国，在他出国之前，虽然9月和10月周恩来两次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但和博古见面的概率很小。他们两个人大约是在1928年中共六大后相识的。周恩来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中山大学派了一些学生到六大会场担任翻译、会议工作人员，博古因刚执行完任务从南俄回来没有参加。中共六大之后，周恩来留在莫斯科处理了中山大学的争论。依笔者对周恩来的研究，推测他应该见过博古，并找博古谈过话。因为他处理纷争的惯例就是找两派的人都谈，在充分调查以后，才作出判断。

1930年5月，博古回国后在上海全国总工会担任宣传干事。此时，周恩来已经去了苏联。当时苏联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国际总部设在莫斯科。大革命失败后，经过两年的努力，各地党组织迅速恢复、发展、壮大。但李立三过高地估计了革命力量，在6月11日起草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城市暴动，攻打大城市，后被称为“立三路线”。博古和一些回国的年轻人起来反对李立三。
 

博古他们反对李立三要从召开中共六大时讲起，当时党内争论两个理论问题：一是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二是目前革命形势是高潮还是低潮？因为争论不休，斯大林亲自接见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给他们讲解，由王明翻译。斯大林讲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政治局有的人因文化水平低、理论水平差，听不懂，一直不停地问。王明马列主义的书念得好，对这些名词、理论倒背如流，很看不起他们。这个看法影响了留苏学生对中共中央的看法。他们回国后凭着年轻人的锐气向李立三提出意见。另外，共产国际远东局也不同意李立三的做法。因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由中山大学校长米夫担任，王明等回国后一直与共产国际保持着特殊的联系。

李立三不肯接受他们的意见，采取压制的方法，处分了他们：给予王明留党察看6个月，给予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党内严重警告，并将王稼祥、何子述调离上海。与此同时，还有一批老同志也反对中央过左的做法。这些人都是参加过五四运动，领导过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的老党员，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其中，代表人物有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他们被李立三定为犯了右倾错误。王稼祥、何子述还没有离开上海，情况就发生了变化。1930年8月底，瞿秋白、周恩来从苏联回到上海，在实际工作中结束了“立三路线”的做法，并于9月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错误，停止他的工作，但是并没有给提意见的人完全平反，也没有撤销对王明、博古等四人的处分。会后，他们将决议、决定上报共产国际。10月，共产国际对李立三作出严厉的批评。

米夫支持中山大学的毕业生。如果中山大学的毕业生掌权，有利于提高米夫在共产国际的地位。10月，他派王盛荣回国，把共产国际关于批评李立三的决议先给王明这些人看。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这份文件应该先给中央看，然后才能给一般的党员看。但是，他先给自己所信任的人看。这样，这些同志比中央还要早知道共产国际的指示，于是11月给中央提意见，认为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批评不力，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这时，李立三已离开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批评矛头实际指向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周恩来。严格地讲，从这时起，周恩来与博古相识，并开始打交道。

本来留苏生要跟何孟雄这批老干部联合的。因为留苏生没有参加大革命，是基层的年轻党员，又刚从国外回来一两年，在党内影响小。特别是王明曾被捕过，一被捕马上把机关的地址交给巡捕房的看守，让看守给他送信。这个行为引起大家的不满。

但是，米夫到了上海，不让跟他们联合，甩开了这些老同志。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由米夫决定参加全会的名单。他甚至不让个别反对他们意见的中央委员参加，而让从苏联回来的十几个留学生参加。他还规定，15名列席人员与中央委员有同等权利，即有发言权、表决权。四中全会后，王明进入中央政治局，还有几个留苏学生成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博古以团中央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但他并没有成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更没有进入中央政治局。3月，团中央书记因贪污被撤职。4月，博古接替团中央书记一职。

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叛变。从此，周恩来白天不能外出活动。因为顾顺章完全掌握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规律，知道他们一般住在什么地方，外出活动走哪条街。国民党特务在街上等着，发现一个就跟踪。后来，特务改变了这种方法，而是发现一个机关，不抓，派人盯守，看有什么人到这儿来，再跟踪这些人，看他们到哪儿去。这样就连环发现了若干个机关，然后一起动手，一次破坏若干个机关。那时，形势严峻，斗争异常残酷。

6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向忠发叛变以后，周恩来晚上也不能出来活动了，只好隐藏起来，准备到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王明也要离开上海，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9月，当周恩来、王明和博古谈话，让博古主持中央工作时，博古很吃惊，认为这不符合组织手续。周恩来、王明解释说已和远东局谈好，电告共产国际批准即可。博古从此担任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此时，他只有24岁。

博古年轻，革命热情高，非常勇敢。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他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但他并没有向周恩来、王明提出要到苏联工作的请求。

从此，博古担任了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周恩来在博古的领导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