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初，党中央“决定陈云任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陈云年谱》上卷第38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当时“不少同志得知陈云同志这一调动情况时，都表示不理解，认为：陈云同志在中央组织部干得好好的，怎么又调了呢？”(刘家栋：《陈云在延安》第18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关于陈云的这次工作变动，历来有“排挤说”和“加强领导说”两种不同诠释。

当时，陈云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康生兼任中央社会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每次向中央社会部介绍七八位干部，通常要被退回三四位，被退回的同志思想压力很大。陈云特意派中组部干部科负责人王鹤寿找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转达陈云不同意以“左”的眼光看待干部的做法。中央组织部派往中央党校学习的干部，也经常被以家庭出身不好或本人社会关系复杂为由退回。陈云要王鹤寿当面对负责中央党校干部工作的同志说：“经过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研究，决定介绍入中央党校学习，你们不接受，是党内不正常的现象，你们的理由也是站不住的。”(王鹤寿：《沉痛悼念陈云同志》，《人民日报》1995年7月21日)有的同志据此认为，陈云不同意和抵制康生对干部的错误估计和做法，导致受到康生等人的排挤并调动工作。据笔者考查，陈云抵制“抢救运动”扩大化，引发与康生意见相左加剧，发生在1943年7月15日康生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之后，而毛泽东首次提出“今后，陈云的工作转入生产方面”(《陈云年谱》上卷第361页)，是在1942年8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况且，此时陈云和康生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在此后选出的中共七大政治局委员中，陈云排在五大书记之后(并非按姓氏笔画排名)。两个月后，又经毛泽东提议增补陈云(和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是故，“排挤说”缺乏过硬证据，难以令人信服。

另一种观点是关于“加强领导说”。《陈云传》指出：“让陈云主持西北财经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对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说来，面对国民党当局经济封锁的严峻形势，发展生产已成为突出问题，而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又担任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不可能很多地顾及这方面的工作。”(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第35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从这些情况来看，党中央委派陈云主持西北财经工作，加强经济工作领导意图明白无疑。而毛泽东早在1942年即有此提议，时隔一年多之后再次提议、力促成行的事实显示，此乃谋划已久的重大战略安排。

1942年，毛泽东总结陕甘宁边区五年来公营经济建设，明确指出：“我们建立了一个新式的国家的经济模型。”推广新的经验，建设“新式的国家的经济”，乃坚定不移的既定目标。而遴选经济领导人才，既是“加强领导”之亟须，也是建设“新式的国家的经济”当然急务。“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断绝边区军费并实施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陕甘宁边区生产供给不能满足消费需求的“鱼大水小”矛盾急剧突出。毛泽东对市场物价、财政金融领域的危机高度关注。1941年初的两个月内，他就边区财政经济问题多次给林伯渠、谢觉哉写信。7月31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林伯渠、谢觉哉，说：“现行政策的几个根本点(预算分散、纸币、运盐)又在执行之中，最后的谁是谁非，还无法做结论”。“我现在不能断定纸币与运盐不失败，我同二兄谈过，如弄得不好，也许要失败的。但我现在还不能同意停止现行政策，采用另一政策，因为另一政策也许要失败的，或失败得更大”。“注意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例如在税收工作上，在纸币发行工作上，在领导方式上，我觉得都是有严重缺点的。”(《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14—31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十分明显，毛泽东严重忧虑边区统筹全局经济发展乏力，希望遴选新的经济领导人才。 (责任编辑：畅达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