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在内忧外患的不断冲击下，国家危机日益深重，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的知识分子们自觉的肩负起救亡的使命，在此情形下，从政成为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选择，但当时中国的体制对多数知识分子来说缺乏吸引力，于是另一条道路成为知识分子的集体选择——革命。

知识分子选择革命的道路，有较长的历史过程，最初，知识分子都希望进入体制，通过改良的方式促进中国变革，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戊戌六君子中的林旭。林旭，字暾谷，福建候官（今福州）人，他出身贫困家庭，早早中举，但始终没能考取进士功名，在那个时代，他可以称为边缘士大夫的代表。林旭目睹了甲午战争中清王朝的惨败，于是参与到康有为等人发动的维新运动中，他也成了维新派中的重要人物。可惜，在这场读书人发起的运动中，林旭从来不是核心领域的人物，戊戌变法失败后，林旭也惨遭杀身之祸，林旭的失败也显示了知识分子在清末政治变动中的无力，他们已经很难进入体制的核心并影响中国的政治了，进入民国以后，科举制被废除，军人、商人等集团崛起，知识分子集团显现出边缘化趋势，这个团体中更加边缘的小知识分子就更难进入体制，于是更多人选择了革命的道路。

知识分子选择革命的道路，有理想抱负的影响，也有个人怀才不遇的诉求，这一特点在边缘知识分子身上尤为明显。以汪精卫为例，他自费出国留学，后来加入革命队伍，通过暗杀摄政王载沣一案名扬天下，从此以后成为革命阵营中的重要人物，乃至后来成为影响中国的历史的政治人物之一。同样的案例在陈独秀身上也可以找到痕迹，陈独秀因私德问题受人攻击，后来失去北大教职，个人身份显得边缘化，为此他转向激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点击查看《陈独秀为何离开北大？》

在汪精卫与陈独秀之后，更多的边缘知识分子选择了这种方式，同时，民国的乱局使得体制不吸引人，这促使更多知识分子主动远离体制加入革命阵营，无论是瞿秋白这一代早期参加共产革命的知识分子，还是后来奔向延安的知识分子，甚至包括那些加入蓝衣社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希望用革命的方式改变中国，不同的是他们选择加入的阵营。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呈现出日趋激烈和极端的倾向，当然，这几乎是当时世界上所有国家知识分子的共同倾向，一战时期，欧洲大量知识分子都在鼓吹民族主义，甚至到了二战时期，还有很多知识分子在宣扬极端主义，这自然会影响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们。

加入军队有一定的风险性，但是收益也是可观的，清末民初，中国政局动荡，军队的发言权变得前所未有重要，许多知识分子选择加入军队，这有获得升迁进入体制的可能，最差也能保证一份稳定的糊口收益。

清末民初，选择军旅生涯意味着能够得到更多的成功机会，这种机会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开始显现，包括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在内的许多人，他们都是通过这场战争成为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的，而他们也成为士大夫最后的“光荣”。至此以后，军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发言权日渐重大，而读书人也成为各方势力追求的目标，从清末北洋新军开始，读书人便受到礼遇，尽管中国有“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心态，但在科举被废除以后，底层知识分子缺乏上升孔道的情形之下，边缘知识分子选择参军就没有那么大心理障碍了。

北洋陆军学堂的那一批人可以算作是边缘知识分子从军的典型代表。吴佩孚，本是落地秀才，后来成为直系军阀首领，控制北京政府长达数年之久，时有人甚至认为非吴佩孚不能救中国，可见其人望之高。吴佩孚在考取秀才之后，有一段时间依靠写春联和卜卦为生，后因他人推荐成为聂士成手下，开始军旅生涯，他因为自己的知识背景而赢得“儒将”称号，后来更因为在日占时期拒绝为日军出力而受到赞誉。吴佩孚在回忆中也谈到了儒学背景给他带来的好处。吴佩孚的经历可以被视为边缘知识分子通过从军进入体制和政治舞台中心的典型。

北洋陆军学堂之后的各大军校学生文化层次有明显提升，曾经控制湖南9年，多次和红军交手的何健就是在新学读书之后，直接进入军校而一路被提拔为军长。这些人的成功，对知识分子而言，也是一种示范作用，他促使更多人选择这条道路，同时在理想的推动下，从军也往往被视为救国的法门。

希望通过从军救国的知识分子中，蒋介石算是早期的代表，他1903年入奉化凤麓学堂，两年后至宁波箭金学堂就读，1906年初肄业于龙津中学堂，4月东渡日本，入东京清华学校，结识陈其美等人，受反清思想影响，年末回国，1907年考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习炮兵。1908年春赴日，入东京振武学校，1910年冬毕业后进入沪军，从此以军人身份登上政治舞台，他以反清救国为出发点，最终选择从军，在他之后，更多人采用这种方式。

黄埔军校的学生大多抱有救国的理想，他们除了原有的军校军官之外多是受过教育的学生，譬如林彪，他毕业于武昌共进中学，接受革命思想之后前往广州，进入黄埔军校读书，有这种类似背景的学员在黄埔军校很多，据艾尔文古德纳的理论，知识分子阶层相对容易受到理想主义里呼唤，从林彪等人的选择上也可以窥见端倪。事实上，民国后期，许多知识分子选择参军，更多受理想主义召唤，其展现出来的本质也是革命的理想。

军队中的边缘知识分子继承了救国平天下的传统思想，但在时代巨变下被冲散，随着传统的瓦解，传统知识分子的血脉在军人中淡化，他们的身份逐渐由知识分子转变为军人或政客，脱去了知识分子的光环，成为新的社会阶层——军人集团，这个集团成为改变中国历史的总要力量。

传统中国社会中，商人的地位排在四民之末，地位低下，但在清末民初，这种观念逐渐转变，实业救国理念被提出，知识分子希望通过投身实业拯救国家，实业救国对中国有多大帮助尚需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知识分子的加入使得商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一定转变。实业救国的理念并不完全是政治理念存，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一种经济行为，事实上，因为经济上的利益，很多人选择加入商人队伍。

早期从事商业活动的知识分子也不全是为了商业而从商，更多的是想借机从政，譬如盛宣怀，他本是李鸿章幕僚，希望和李鸿章一样成为一代名臣，但他因为洋务运动而成为商人，他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仍然为成为官员而努力，最终他当上了大清国邮传部尚书。

不过，对于追求实业救国的商人并非如此，状元商人张謇算是清朝的主流知识分子，但他依然投身实业，再比如范旭东先生，他出身贫困，但因为成绩优秀前往日本留学，学成归国后他并不安于做一名学者，而是投身化学工业，成为中国一流的实业家。

事实上，仔细观察民国时期的商人和企业家，大多数人具有一定的知识背景，许多人是在无法进入体制的情形下，选择经商的道路，随着实业的推进与发展，企业家身上的知识分子色彩逐渐消失，同军人一样，他们也逐渐成为了纯粹的商人。

当然，经商的知识分子并不一定都是边缘知识分子，而商业也不一定都是知识分子，但从知识分子的选择来看，知识分子在民初社会的边缘化已经不可避免，传统路径的失败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心态。无法忽略的事实是，知识分子们希望通过实业救国，但多数人的创业都以失败告终，知识分子们不得选择其他方式，革命便成为最主流的选择。

清末民初，中国大学数量有限，这种新式的教育方式并不能很好的吸纳中国的读书人，进入大学对于一般读书人而言是十分困难的。民国时期，即使算上留学生和专科学校，中国高等学校毕业生每年也不足万人，这些毕业生中只有正牌大学和留学生才能够直接成为学术圈子内的一员，这些精英分子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形成。

民国初年的精英知识分子往往具有前清举人等功名，比如梁启超、蔡元培、杨度等等，或者留洋背景，如严复、蒋梦麟、蔡元培等，没有正规教育背景而成就学术名声的学者确实是相对少。当然，这也存在者例外的现象。

章太炎先生便是秀才出身，他最初以革命家闻名，“三次被捕，七次入狱”，民国后他将主要精力进入到学术研究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人，他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己任，宣扬东方文化优越论。不过章太炎所宣扬的中国传统文化是经过加工的，他将东方思想和近代的人道主义理念进行了融合，他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儒家的现代化，也为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新文化运动之后，知识分子们掀起了“新学术运动”，开始改造中国传统的学术观，不再强调经世致用，转而强调“求知识”，大学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转变，最为重要的是，知识分子通过这场运动，希冀使学术不受政治的影响，教育能够超乎政治，从而实现“学术独立”的宏愿。蔡元培、陈独秀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当蔡元培执掌北大后，这种思想理念被贯彻到教学之中，北大由此成为中国近代思想的重要策源地，也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提供了典范。

不过，五四运动之后，知识分子内部开始出现分裂，吴稚晖等人批判蔡元培，认为不是出几个学问家中国就能受尊重，他们提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学术救国”的理念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不只带来了两条道路的分歧，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造成关键性的影响。从一九二0年代起，中国的政治文化迅速地‘主义化’。”（王汎森语） 从此之后，“主义”压倒了学术，学术救国取代了学术独立，这也为以后中国学术的历史埋下了伏笔。

知识分子在清末民初投身于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但在时代的冲击下，这种独立性改造被逐渐冲掉，最终都变成了“救亡”，而“救亡”的核心是“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