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长葛调查

一、长歌当哭

毛泽东毕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958年11月、1959年2月，毛泽东主席先后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央领导和部分地方领导参加的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或两次郑州会议，开始着手纠正一些“左”倾错误。

问题是，此时，河南尽管“冒进”了，恶果却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

是时，我国实行的是统购统销政策，吹牛也是要报税的。

吃了苦头后，基层干群就不想再放“卫星”了。

于是乎，1959年，河南开始“反右反瞒产”——基层干部说没产那么多粮食，就打你、吊你、斗你……如此这般，村村家家的粮食都被征购了。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原定议题本是承续两次郑州会议精神，总结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倾错误。不料想，因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一封信，风云骤变，彭德怀等一下子成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从两次郑州会议纠正“左”倾错误走向庐山会议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于是，河南“反右反瞒产”火上再添汽油。

一场悲剧，就此降临中原。问题通过不同渠道传到了北京。

1960年初，习仲勋副总理接到卫生部和内务部反映的情况后，不顾庐山会议掀起的全国“反右倾运动”，冒着被打倒的极大风险，立即、如实地向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

中央震动。

1960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等，开始着力解决全国农村特别是河南农村的问题。

带着一系列问题，1961年4月10日，习仲勋，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之命，率国务院机关党委书记侯亢，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一凡、赵守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李孟夫，国务院人事局局长金树旺，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黄仁、田方等12位同志组成的中央工作组，来到“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五股风)典型的长葛，展开蹲点调查。

习仲勋一行来到长葛，当天就听取了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的汇报。随即决定：由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等参加工作组配合工作，到存在问题多、情况复杂、离县委机关最近、又能折射当时农村现状的和尚桥公社宗寨、樊楼、杜村寺等3种不同类型的生产大队，进行重点调查。

4月11日，习仲勋带领曾一凡、侯亢和秘书张云，在张继增的陪同下，步行几里路，来到宗寨大队。时任党支部书记赵宪章、副书记刘水柱等，将习仲勋一行接进村子。

起初，调查很不顺利。

在赵宪章家，习仲勋请村干部实话实说，村干部面面相觑，有点儿尴尬：县里的干部就在眼前，敢实话实说吗？

习仲勋再三鼓励他们，并说出了问题由他负责。

气氛慢慢缓和，村干部们这才开始讲了一点儿问题：

在“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下，宗寨大队小队并大队，小村并大村，大村“割耳朵”(不要小自然村)——发现规模过大，管不过来后，又把村子分开，重新合并。

分分合合中，宗寨大队3943亩耕地被公社调走825亩，817个劳力被调走356个。另外，调走粮食10万斤、树木3260棵、麦秸7万斤。新购置的23部双铧犁，还没解捆，就被调走炼了钢铁。农民的牲畜、家禽、盆盆罐罐，甚至房屋，都被“一大二公”了。副业、手工业也被“五风”全给吹走了。谁想不通或不服从，就会被“拔白旗”、“拔暮气”(揪斗)。“站起干，坐下辩；通了干，不通辩”——“大辩论”中，人只要往中间一站，一帮人就会呼啦一声围上去，拳打脚踢，直打得你倒在地上起不来。批斗你的人，轮班睡觉；挨斗的人，一点也不能睡，这叫“熬鹰”。三天三夜不合眼，再硬的汉子都撑不下去。农民、干部一个个屈服了：放弃了对土地、农具、耕牛、家具、用具的拥有权。不仅宗寨大队如此，全县都是这个样。

赵宪章、刘水柱等村干部还向习仲勋反映：宗寨由一个富队变成了穷队不说，大办公共食堂由起初“吃饱肚子”不要粮票，到每人每天五到九两(十六两秤)的粮食标准，再经过出库关、磨面关、管理关、炊事关、打饭关、照顾关、干部多吃多占关等，最后群众吃到嘴里的粮食，四到五两就顶上了天。说是要“瓜菜代”，哪儿还有什么瓜菜充饥呀。榆树皮都被吃光了。群众营养不良严重，145位老年人出现浮肿、中年妇女子宫下垂、小孩面如菜色。

公共食堂缺燃料，烧完了树木烧农具，烧完了农具烧家具，烧完了家具烧饲料麦秸，烧完了饲料扒民房烧木料

……

还有，宗寨5头耕牛被调走、19匹骡马被调走了18匹。饿得连走路都很吃力的群众，为了活路，还不得不拉车、拉犁、推石磨。没有牲畜、家禽，就没有肥料。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粮食还得大减产。再这样下去，人都要被饿死了。

二、定谳放人

1959年“庐山会议”后，河南“五风”狂飙突进，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粮任务，说实话，就会被打成“小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此推动工作，见效自然很快，恶果却是灾难性的。

还是在1961年4月11日这天，赵宪章和刘水柱等村干部，当着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的面，壮着胆子，向习仲勋反映了更为残酷的事实——

1959年、1960年，和尚桥公社打死4人、逼死7人、打残11人、打伤154人、打跑外逃125人。现在，太平店的冯海成、岗刘的刘毛、坡岳的岳洪瑞等150多名大队干部、生产队长和会计，因为上报产量不浮夸、讲实话，被上边定为“机会主义分子”，按政治犯囚禁在监狱里。眼下，无论干部、社员，人人自危，无心生产，谁都不敢说实话，生怕哪天自己被关到监狱里。

习仲勋让秘书张云记下几个“政治犯”的名字、基本情况等。

他心情沉重，回到住处，问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赵宪章他们反映的所谓政治犯，情况属实吗？

张继增说：习副总理，你们中央领导在北京，对下面的情况不会清楚。一些领导干部为了创政绩，整天放卫星、创号外，硬逼着下边虚报产量和生产数字。大部分干部唯恐挨整，一报产量，就推托肚子疼，跑出去蹲茅坑，不敢先报。因为，你报亩产300斤，第二个人就报400斤，甚至浮夸到一两千斤的，大有人在。到秋天，玉米亩产就吹到了11117斤。为的啥？“光棍不吃眼前亏”呀！谁说得早，谁倒霉呀！

“这情况，你们县委第一书记不清楚？”习仲勋追问。

张继增说：“书记他最清楚。1958年8月7日毛主席视察时，他自己就在主席面前把玉米亩产吹到1500斤，争取2000斤。毛主席当时莞尔一笑，问：‘会打那么多吗？拿到手里才算数！’他声称，秋后还要到北京向主席报喜哩。那玉米亩产11117斤的数字，就是他让上报省里、上报中央的。”

习仲勋说：原来他就是全国粮食产量浮夸冠军呀！他可给长葛人民群众闯了大祸，怪不得监狱里关了那么多“政治犯”！救人如救火，明天咱先到监狱调查去。

1961年4月12日，习仲勋带着中央工作组主要成员前往监狱调查，并看望这些蒙冤之人。

他发现：刘毛已冤死狱中，冯海成已被内定为死刑。

习仲勋找来冯海成等人详细询问，秘书张云作了记录。

回到县委，习仲勋立即召见履新不久的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等有关负责人，严肃指出：立即释放那些敢讲真话、不搞浮夸、没有虚报产量的所谓在押政治犯，干部要恢复职务。

冯海成目前已经去世，其子冯文献向大河报记者追述了父亲被释放后的一件小事。

4月16日，冯海成等100多名干部群众被释放。

回到家，冯海成才知道那天在监狱里向他了解情况的干部是习仲勋副总理。当晚，他思前想后，不能入眠。次日，他拖着虚弱的身子，走走歇歇，步行8里，要到县城面谢习仲勋的救命之恩。

冯海成来到县委大院，说想见见习仲勋。

县委通信员一听，将声音抬得很高，质问：习副总理那么大的官，谁想见就能见？他不在，你还是回去吧！

冯海成很泄气，走了。

与此同时，习仲勋从办公室快步赶了出来，问通信员谁在找他，要他赶快把人给追回来。

冯海成一见习仲勋，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痛哭道：“习副总理呀，要不是您搭救，我冯海成也会像刘毛一样，冤死在监狱里！”

习仲勋搀起冯海成，说：既然给你平反了，说明咱们有缘。不要因祸丧气。群众认可你、拥护你，组织信任你。恢复职务后，你要大胆为群众利益工作，勤政廉洁，做到问心无愧。

三、无颜吃农家的饭

作为长葛县委书记处书记，在当地，张继增是配合习仲勋长葛调查的主要人物。记者提出想采访这位80多岁的老人，熟悉他的刘水柱等老人劝记者不要惊动张老：他数度住院，怕他一激动出现什么意外。

张继增多次口述这段历史，靳全州、李文秀、晁保欣等都做过很好的记录整理。记者辗转长葛，找到散居诸地的靳全州等诸位先生。一幕幕习仲勋长葛调查的影像，活生生地再现眼前——

1961年4月16日，习仲勋率工作组来到和尚桥公社杜村寺大队。

张继增向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大力等介绍了中央工作组成员，说：今天到咱这儿，主要任务是调研群众的口粮问题，还要亲眼看看粮仓。

张大力一听要看粮仓，吓得话都说不囫囵了。

但是，搪塞不过去，他只好强打精神，领着工作组前去查看。

库里，粮囤一个比一个高大。村里，饿成浮肿病的百姓一个跟着一个。

粮囤里真的装满了粮食吗？习仲勋很是怀疑。

习仲勋让张大力打开囤子看看，张大力显得非常难为情。

于是，习仲勋就让随行的工作人员打开了粮囤。结果发现：粮囤里，竹竿片儿撑了个拱，布罩在拱上；布上边，摊着不足一寸厚的粮食。

习仲勋又气又恼：你们杜村寺大队把党中央制定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多快好省’学精了、用妙了！一个粮囤，如果用土填满，一个棒劳动力担土也得两天时间吧。嗨，这下子好了，半个小时，就能把假给造出来。

张大力满腹委屈：“不瞒习副总理，1959年庐山会议后，这里还是到处都搞‘卫星田’。上面瞎指挥，种麦每亩地下种几十斤，甚至200斤。瞎指挥又遇上了1960年大旱，麦子产量呀，连种子都顾不住呀。可吹产量呀，一个比一个高。吹完了，听完了，上边还要装模作样地下来，检查工作。没办法呀，只好造假了。上边压下来的事，只能照办。不照办，就得挨批斗。”

面对习仲勋一行，杜村寺大队学校教师孙守德出言谨慎：“这些还是不说吧。不知哪句话说错了，就犯纲犯线了。自己挨批斗不说，还祸及家人呀。”

习仲勋说：你大胆说，一切由我负责。孙守德这才开口：您去看粮仓了没有？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后，到处都搞卫星田。您去看看我们这里的3块卫星田：一号卫星田，是公社主要领导的；二号卫星田，是县里主要领导的；三号卫星田，是地区主要领导的。他们只以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中的‘种、密’为依据，以每亩播10斤种能打800斤、播100斤种就能打8000斤为逻辑，强迫这儿的干部种麦每亩下种100斤甚至200斤，然后按照这个逻辑公式，以每亩麦播种200斤产出15000斤作为成绩来上报。结果呢？连种子都顾不住。可是，把产量吹出去了，上边到下边来检查，怎么办？只有造假粮囤一条路！

孙守德接着说：坡胡公社孟排大队马同义，发现深翻的土地上小麦和玉米增了点产，县委书记就汇报到党中央、毛主席那里了，就受到表扬推广了。可到了下边，硬要强迫你用在种红薯上，把地翻挖4尺多深，再一层肥一层土去填平。可红薯不喜高肥地，只顾长秧，就是不长茎块。但是，领导们只依据红薯秧长势好得很，就报喜了，说：一棵红薯能吃半年。瞎指挥、强迫命令，劳民伤财，咋能不出现大饥荒呢。

习仲勋问：“你五叔跳井寻短见是怎么回事？”

孙守德眼泪欲落，沉默不语。

双方谈得很晚，孙守德尴尬而内疚地说：“中央大干部到农家，该吃饭了，我竟管不起几位一顿饭……”

习仲勋如鲠在喉：我们无颜吃农家的饭。

四、长葛百姓皆兄弟

在习仲勋面前，百姓为什么敢说掏心掏肺的话？除却“一切后果责任由我负”、敢于为百姓担当责任外，习仲勋处处都能与百姓打成一片，也是一个至关紧要的因素。

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党和国家领导人，依照规定，习仲勋下乡调查是必须保密的。习仲勋虽然衣着朴素，但他的口音与当地人还是很不一样的。加之他身材高大，气宇轩昂，还有当地干部、保卫人员随行左右，走村串户调研时，不免为百姓所注目。习仲勋一行的做派，甚至让百姓疑窦丛生：“咋不像过去的参观团呢？一来都得去欢迎，不去就非推着你去欢迎！”

习仲勋告诉随行人员，无论走到哪儿，他的身份就不用保密了。就说是国务院副总理到长葛来调查。这说明中央政府对长葛人民很关心。帮助长葛工作，有何不好？

他还要求工作组人员：“下去搞调查研究，要真的能够放下架子。只有几里的路程，不要坐汽车，也不要骑自行车，步行去最好。”他还提醒两位国务院副秘书长：“不要让保卫人员老是尾随紧跟。机关放电影，要和同志们一起看。不要事事和群众划界隔离。不然，闹得自己心情也不畅快。”

习仲勋要求随行工作组人员放下架子，与群众打成一片，他本人更是以身作则，躬行自明，夙夜在公。

当年5月，在长葛县委扩大会上，习仲勋教育干部们要这样去走群众路线：“给农民讲话，要深入浅出，要让农民听懂，不要打官腔。群众要求急需解决的问题，你要真心实意地去办。譬如，眼下群众迫切需要干红薯叶下锅，需要豆腐渣充饥，你就要想办法办到，群众这才会把你当成自己人，当成知己，才会向你说出真心话。否则，群众把你当成领导，当成当官的，那你就什么也了解不到了。”

“习仲勋去宗寨、王庄、杜村寺、樊楼等村调研时，总是步行。在路上，他和偶遇的老农边走边聊。走累了，随手捡块石块、砖头，就坐在了路边树下。坐得很随便，聊得很热烈。”长葛调研期间，刘水柱由宗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到代理党支部书记再到党支部书记，时常陪同习仲勋到各村了解情况，他说，“老百姓都拿这个大干部不当干部，有时还调侃他：‘老习，你这个‘习’跟毛主席的‘席’差多远？’习仲勋笑笑，说：‘我只是咱炕上铺的席(习)，跟铺天盖地的毛主席的席是两码子事儿。”

刘水柱记得，一次开完会，习仲勋请参加座谈的农村干部和群众一块儿吃饭。他为老农蔡丙戌添饭，风趣地说：“老蔡，听你这名字就知道你是属狗的。你比我大两岁，就是老大哥。咱们一家人，不要客气。这糊涂面条不算好，但是一定要吃饱肚子。”

时任宗寨大队敬老院院长的李林海，是被习仲勋多次表扬的人。他和习仲勋一起论过年庚，小5岁。论罢年庚，习仲勋与李林海定了个“君子协定”：以后见面，只能以兄弟相称，不准再叫官衔。习仲勋一口一个“李老弟”，这可叫李林海犯难了：习副总理是从北京来的大官，如果不称呼官衔，显得咱有点儿不通人情世故。于是，凭着河南人特有的忠厚尚义与狡黠机警，他挖空心思想出个两人之间专用、官民结合的称呼——“副总理大哥”。

今年81周岁的冯景尧，时任和尚桥公社樊楼大队青年队队长。忆往昔，他告诉大河报记者：“当时樊楼大队三餐难继，全村共49户人家，习仲勋走访了46户。农家没有凳子，他就随地搬块砖头当凳子。每到被访的人家，他都是称兄道弟称嫂道妹。群众高兴地说：你看，人家大总理都叫我哥了，弟了，嫂了，妹了。”

“兄妹”不只是在嘴上。时任和尚桥公社王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水木、村民冯国富，对当年习仲勋搭救冯国富一家记忆犹新。

1961年夏季，13岁的冯国富一直高烧不退，因为家里没有钱看病，只有等死。

王水木将这事报告给习仲勋。在习仲勋指示下，冯国富连夜被送进了医院。“我出院时，院长指着一竹篮子青霉素、链霉素空瓶说：你的命真大。看你病好了后还孬不孬。”冯国富回忆道，“要知道，那是一个缺医少药的年代。”

冯国富说：他家在村里最穷，工作组就住在了他家里，家里领了救济粮款。为感谢习仲勋的救命之恩，他的名字“冯孬”改成了冯国富，两个弟弟改名冯国印、冯国昌。

习仲勋与群众攀庚续齿，称兄道弟，群众有什么话，自然愿意跟他说道说道。长葛调查，习仲勋听到了真实的声音，实实在在地掌握了第一手材料。

八七村党委书记张喜安对记者说，习仲勋和村民聊天，时常说：“老乡，和你一样，我也是农民的儿子。”有时，他和群众一道绞辘轳、推水车，参加抗旱、收麦、播秋等生产劳动。有一天，他看到推水车浇麦的福兴婶腿瘸着，不但推不动水车，反倒被水车杠子拖着在井台上转圈儿。习仲勋上前将福兴婶搀下井台，让她坐在树荫下休息一下。福兴婶无意中搂起了裤腿，习仲勋立马发现她的双腿浮肿得很厉害。于是，习仲勋就让她用手指按一按自己的小腿。按下去，就是一个坑，几分钟都不能弹回复原。见此，习仲勋潸然泪下。

被饿得有气无力的社员们白天干活，晚上或劳动间隙，还得无休无止地开这个会开那个会。为让群众省点儿气力，习仲勋在县委扩大会上要求干部们：“开群众会，最多不得超过一个小时。开30分钟的会，群众还会多记住些东西。半天、一整夜的会，可能什么都记不住。时间长了，都在打瞌睡睡觉。群众是在劳动间隙来开会的，我们一定要爱惜群众的精力、体力。干部讲话一定要事先有准备，不要讲话不沾边，占去过多时间。”

刘水柱还说：“当时没粮食，很多人家只能找点儿红薯渣、红薯叶、红薯秆、坏红薯、玉米芯等，将其粉碎后弄成饭团充饥。就是买这些东西，有的社员还不得不出卖衣物。当时盐也缺，饭团涩得咽不下去。为体会百姓之苦，习仲勋副总理和群众一道啃这种饭团。那会儿，都能看到他眼中噙着泪花。”

五、动用“国家战略储备粮”

粮食征走了，谷糠、薯藤、野菜、树皮吃光了。

旱情在持续，麦子大面积枯萎，眼睁睁地看着夏粮行将绝收。群众担心：继续呆在家里，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他们纷纷拥向长葛火车站，携家带口扒火车，外出逃荒寻找活下去的路。

习仲勋闻讯，立即带领工作组赶到火车站。

面对此情此景，习仲勋非常动情地说：“乡亲们，咱们这里遭到大旱灾，大家生活困难，我们非常理解。我也是咱河南人，老家在南阳的邓县(今邓州市)。我爷爷时遭遇饥荒，全家人逃荒到了陕西。那时是旧社会，老百姓的死活没人管。现在是新社会，我们有党和政府做靠山。今年咱这里的情况，我们已经向党中央和毛主席作了汇报，相信很快就能得到解决。县委、县政府也想方设法筹集粮款进行救助，让乡亲们度过饥荒。我们中央工作组将同乡亲们一道，克服困难，坚持抗旱，争取不让夏粮绝收，种好早秋，度过灾荒。”

刚稳住群众，没承想，麦收后却迎头碰上了更大的危机：上级下达给长葛县的粮食征购基数是3651万斤，超购289万斤。如此一来，全县有29个大队在秋收之前人均最低口粮不足百斤，个别大队人均只有五六十斤。

时任县粮食局副局长赵寿亭回忆当时情景，说：习仲勋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召开县委常委会，研究退库和统销(返粮)的问题。会上，他还提出动用国家战略储备粮的问题(那个时候，动用国家战略储备粮是个谁都不敢碰的高压线。著名河南作家张一弓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写的就是饥荒年代李铜钟在“违法粮”和“救命粮”之间悲壮抉择的故事)。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思考再三，说：关于国家的战略储备粮，县里只有为国家妥善保管的责任；没有中央批准，一粒都不敢动。

都听出了这话的意思，都将眼睛盯向了习仲勋。

都在心里相问：习仲勋，你敢不敢担当这个责任？

习仲勋果敢地说：特殊情况下，要采取特殊措施。我们必须尽一切能力去拯救人民的生命。现在动用一部分储备粮，等于向国家“预借”。下年丰收，再补上。

会议室里，县委常委和中央工作组成员面面相觑，无人发言。

说得轻巧，能“预借”吗？

说是“补上”，“补上”就完事了吗？

看到这场面，习仲勋思考片刻，拍板决定：“县委做好开仓放粮的准备。我马上打电话给中央和国务院，向周总理和小平同志请示。他们会考虑问题的严重性，给予破例。”

《长葛粮食志》记载：“县决定退库(小麦)60万斤，统销341万斤，又动用储备粮62万斤、机动粮135万斤……共计1156万斤，有效解决了群众口粮严重不足的问题。”

1156万斤粮食，挽救了多少长葛人的生命？

《长葛粮食志》上的这张表格，默默地记载着习仲勋的胆识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