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尚书》

《尚书》起初被称为《书》，相传经过孔子整理，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件汇编。古代，尚与上通，“尚书”意即上古之书。汉代以后，《尚书》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所以又叫做《书经》。记事上起尧舜、下迄秦穆公，可以分为虞夏书、商书、周书，也有部分追述原始社会末期事迹的篇章。它大致有四种体式：一是“典”，即典章制度；二是“训诰”，即君臣或大臣之间的谈话和祭神的祷告辞；三是“誓”，即各种誓辞；四是“命”，即任命官员、赏赐诸侯的册命。尚书有今古文之分，西汉初年，原秦博士伏生（伏胜）传出《尚书》二十八篇，因用当时通行的字体隶书写成，故名“今文尚书”。经考订，大致可靠。汉武帝时，鲁恭王刘余拆毁孔子旧宅，从墙壁中发现许多竹简，经过孔安国整理，比《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引文用汉以前的蝌蚪文写成，故名《古文尚书》。至西晋时，今古文《尚书》均已佚散失传。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献出《古文尚书》一部，自称是孔安国所传，较伏生所传多出二十五篇。后经考证，二十五篇为魏晋人伪造，故其中的“二十五篇”被称为伪《尚书》。清《十三经注疏》本《尚书》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尚书》（即“今文尚书”）史料价值极高，在很多方面具有开创性的历史地位，如《尧典》记尧舜的事迹，《皋陶谟》记舜、禹、皋陶商讨治国之事，均为记事体。全书按朝代编排，朝代之下安帝王顺序编排，因此，从史书编写体例看，《尚书》不但是古代史籍的雏形，也是纪事本末体的萌芽、编年史的开端。而《禹贡》总结了秦统一以前的地理知识，是我国最早的地理志。关于注本有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本）、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万有文库本）、今人曾运乾《尚书正读》、杨筠如《尚书覈诂》等。

2、《春秋》

《春秋》是孔子根据《鲁春秋》修改而成。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记事方法“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故其体例属于编年体，而编年以鲁君在位的时间为准。《春秋》内容以政治活动及各国会盟、朝聘为主，另外，各国婚丧、祭祀以及日月食、星变、虫灾、地震、山崩、雨、霜、冰雹、水旱等自然现象。《春秋》的内容虽然以鲁国为主，但同时兼及其他100多个国家，因此该书具有春秋时代列国史的意义。《春秋》与此前史书的最大不同在于“其义”，而“义”正是编纂历史著作的重要目的。因此，《春秋》极为讲究笔法，强调定名分、寓褒贬、示惩戒，希望通过“正名”、“尊周”、批判僭越行为而达到维护周礼、恢复西周盛世之目的。同时，因拘于记事以明义、垂言以立教，故《春秋》不能坚持直书，有很多曲笔及回护的地方。《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史，又是我国首部私修史书，对后世影响极大。《春秋》一书仅仅约18000字，分条记事，不相联属，文句简略，不计事情原委。字数最多者有47字，最少者仅一“螟”字。再加上措辞隐晦，如果没有注解，极难通晓。后人从不同角度对《春秋》加以解释，其中《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影响最大，合称“春秋三传”。

3、《春秋左传》附《公羊传》、《榖梁传》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原名《左氏春秋》。传统认为是春秋时左丘明所做，里面有后人所加内容。《左传》与《春秋》一样同属编年体，记事也起自鲁隐公元年，与《春秋》同。但终年止迄于鲁悼公四年，多于《春秋》17年。《左传》根据所掌握的资料，用史实逐条疏证和传释《春秋》经文，详细记载事情原委。同时，《左传》还集录了很多有关春秋以前的史料以及《春秋》经文所无的资料。《左传》视周王室同于一般诸侯及“重人事、轻鬼神”的无神论观点都是在思想上对《春秋》的超越。注本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本），清人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今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等。

《公羊》和《榖梁》两传各十一卷，写定时间均在汉代。《公羊传》旧题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所撰，初仅口头流传。西汉景帝时，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及其弟子齐人胡毋生（子都）才写定成书。《谷梁传》旧题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榖梁赤所做，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公羊》、《榖梁》两传记事起讫年代与《春秋》相同，从不同的角度说明《春秋》的书法，即所谓“微言大义”。两书在西汉均立于学官，但两传对史实的增补不多。 (责任编辑：李晋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