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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中文是一种文化底蕴

时间:2019/8/8 9:45:17 来源: 凤凰网读书 浏览量: 18

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中国人应该首先学好中文》。那是2008年,为了迎奥运,媒体大肆宣传学外文。打开电视,在记者的诱导下,街头各行各业的百姓似乎都在积极学外文,连在公园晨练的老大妈也说学了外文便于出国探亲云云。与此同时,电视的字幕充满错别字,广告乱改成语成风,所谓“历史剧”中半通不通的对话,人物的称谓混乱:称对方父亲为“家父”,自己的妹妹为“令妹”,把自己家叫做“府上”等等,不一而足,惨不忍睹。所以我有感而发写了那篇文章。

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中国人应该首先学好中文》。那是2008年,为了迎奥运,媒体大肆宣传学外文。打开电视,在记者的诱导下,街头各行各业的百姓似乎都在积极学外文,连在公园晨练的老大妈也说学了外文便于出国探亲云云。与此同时,电视的字幕充满错别字,广告乱改成语成风,所谓“历史剧”中半通不通的对话,人物的称谓混乱:称对方父亲为“家父”,自己的妹妹为“令妹”,把自己家叫做“府上”等等,不一而足,惨不忍睹。所以我有感而发写了那篇文章。

现在似乎忽然走到另一个极端,强调学中文、弘扬传统文化了,就要压缩外文,在高考中降低外文的分量。似乎学中文和学外文互不相容。我必须首先声明,我主张学好中文绝不是与外文相对立,也与现在以传统文化抵制所谓的“西化”无关。更不赞成那种让小孩子穿着古装读《弟子规》、《三字经》之类的做法。现在讲讲我对学中文的看法,并且与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学中文的经历。

01 中国人为什么要学好中文?

我们每个人都是用母语思考的。一个人的文化底蕴和他的母语的程度有很大关系。一个中国人除非生长在外国,从小就学那一国文字,自然就以那一国的文字为母语,如果那是英语,那么他的文化水平和他的英语水平有很大关系。

中文(我这里指的是汉文)有两大特点:

口语与书写文字是两套,这是汉语对用拼音文字的外国人说来最难学之处,等于要学两遍。所以普及比较难。好处是虽然方言非常复杂,文字是统一的,就是现在大家都归功于秦始皇的“书同文”。不像印度,由于每一个邦都有自己的文字,到现在还得用英语为官方语言。既然是中国人,说话已经不成问题,“学文化”就是从识字开始。能正确地读、写、用多少字和词就成为衡量基础文化程度的重要标准。

另一特点是成语、典故特别丰富,并已融入日常话语中,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正是汉文的魅力所在,也是几千年文明的积淀。对成语、典故的运用也成为写文章的一大艺术。当然不能要求人人都是文章高手,但是基础的语文教育至少应该严格规范,应该有一定的要求。依我设想,一所合格的完小(六年级),其毕业生应该能写通顺的白话文而极少错别字,初中毕业则应掌握常用的成语、典故而不出错。能流畅地阅读一般文学作品,有进一步提高的自学能力,这就算有了文化基础,以后无论学什么专业,包括外文,那是个人的选择了。所以现在乱改成语是对中文极大的破坏。

比起上一代的人,就是比我的老师或者父母辈,我的旧学底子差多了。但是在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应该说再跟下一代比起来的话,我们又好像学得稍微多一些,这个情况很不一样。

举一个例子,有一次一些人在随便聊天的时候说到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就脱口而出说真是“墙有茨”。有一位专门研究古诗词的大学教授非常惊讶,说你一个学外文的人怎么还知道“墙有茨”?墙有茨出自《诗经》,开头就是:“墙有茨,不可扫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以后“墙有茨”就隐喻宫里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丑事。过去老一代的人说话不喜欢太露,一般爱用隐喻。而对我们这一代人,这是一个很寻常的比喻。那位教授年龄比我大约小六七岁,也就是说他是在1949年以后上的中学。在他看来,只有他那样的古诗词专家才懂,一般人,特别是学外文的,怎么居然还懂这个词?这说明有一个差别,就是我们这代读书人一般常用的,在现在的这一代人就成为专业知识。这还不是年龄的“代”,而是学校的教育和文化氛围的变化。因为我在改革开放以后初访美国,遇到台湾来的学理工的年轻人,谈吐就与我们这代人没有什么差别。

我的中文熏陶来自三个方面:家庭、学校和自己乱看书。我只是一个个案,有我们这一代人的普遍性,但是也有特殊性。

1、家庭:

我最早知道的诗就是“春眠不觉晓”,那是我3岁的时候,早晨起来正好外头下雨了,我母亲一边给我穿衣服,一边吟这首诗,用她的方言湖州调吟。我知道,你们请叶嘉莹先生来讲过,她是主张吟诗的,就是跟唱差不多的。每一个地方的方言不一样,吟的调子也不一样。我母亲是湖州人,所以她就是用湖州话吟。我到现在想起“春眠不觉晓”自然心里就出现湖州调。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滕王阁序》后头的两首七绝,在我印象中也是湖州调,像唱歌一样,现在还会唱。

我中学有一位国文老师是河北人,他在课堂上教那个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就是用河北调来吟的。所以我现在想起这个诗的时候,就出现那个调,与湖州调完全不同。吟诗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记得住,就跟唱歌一样,而且对音韵、平仄什么的自然而然就熏出来了。但是用普通话是很难吟的,连有的韵脚都不对。前两年我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好像常州的吟诗已经申请联合国非物质遗产,大概常州有一些诗人和文人特别积极去争取申遗,其实各个地方都有吟诗的特点。还有朗诵文章,也是有调子的。(后来据徐冬梅老师说现在正在申遗的是整个中国的吟诵,不是常州单项)

我大约五岁上一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就让我念《论语》,只是挑一点,不是念很多,也不逼我,就让你知道一点。

有一段经历虽然比较短,对我影响却很大。在我初中的国文课本中有一篇文章是“郭子仪单骑退回纥”,选自《资治通鉴》。老师讲得特别生动,使我对郭子仪这个人发生很大的兴趣,于是对《资治通鉴》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很想知道《资治通鉴》是怎么样的一套书。特别是小学课本就有“司马光打破缸”的故事。原来作者就是这个司马光!更加好奇想看这书了。碰巧,我父亲有一位朋友家里头藏了很多线装书。我现在已经忘记具体情节,他怎么知道我想读《资治通鉴》,总之他对我非常嘉许,居然就送了我一套《资治通鉴》(可能他正好要搬家),我还记得是好几排木匣子摞起来,大概是很好的版本,当然现在早已没有了。

那年暑假(大概是初中三)没事,就开始出于好奇,真的从头一本一本地看《资治通鉴》。其实也不见得都懂,挑着看。书里每隔几段,就有“臣光曰”,就是司马光的评语,表达他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因为《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它得称臣,这可能也是古史的一个传统。《史记》里头不是也常有“太史公曰”吗?我忽然兴起,一段一段把那个“臣光曰”抄在一个本子上,同时也作为练毛笔字。但是为了要说明他这一段评语说的是什么事,我就得把前头的那段历史事实用自己的话做一个简要说明。

这样抄了一段时间以后,被我们家的一位常客发现了。他姓郝,是我舅舅的同学,我母亲对他非常尊重,称他为“郝大哥”。让我叫他“郝寄爷”,是干爹的意思,不过不是正式的。那个时候在我心目中他是老头儿,但他事实上大概不到50岁。他非常有学问,什么都会,从前有一种全科的中学教员,从数理化到国文英文都会教,缺什么老师都能补上去。当然他英文发音不好,全是自学的,但是文法讲得特别清楚。他还会中医,我们家人小病都是他给开方子。最重要的是国文,他的旧学底子是非常之厚的。但是由于他恃才傲物,好顶撞领导,所以在一个单位呆不长,经常失业,相当潦倒。他一失业就常来我们家吃饭。我最爱听他讲话,有一肚子掌故,外带发牢骚、骂一切看不惯的人和事。他看到了我抄“臣光曰”的笔记本,突然对我写的史实概要很欣赏,他说你的概括能力很强,觉得孺子可教,说了一句“可以与言《左传》矣”。于是乎他就开始主动教我《左传》,讲得特别生动,使我对《左传》产生很大兴趣。因为《左传》从文字来讲,跟《资治通鉴》很不一样,它太简练、古奥,以我当时的程度要是没人讲解,是很难靠自学读下去的。他给我讲也是选读,加上他自己的见解,像讲故事一样,特别生动,而且常使我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我父亲是留学生,先留日后留美,他有一些我们认为很“洋派”的朋友。那时候天津也有外国学校,就类似现在的国际学校,所有一切课程除了中文都用英文教学。在太平洋战争之后,学校里英文让位于日文,自然英文程度下降。我父亲的“洋派”朋友就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主要为了学好外文。我父亲对此略有动心,可是我母亲坚决反对,她认为假如中文底子不打好的话,这个人的思想不会深刻,他可以说流利的洋文但是他毕竟还是中国人。外文以后可以补,中文错过了就补不回来了。所以我继续留在原来的学校。我很感谢她这个决定,也认同她的看法。

2.、学校

我在天津上的耀华学校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高中三年级,这样一所十二年完整的学校。那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其他方面这里不讲了,只讲中文教学。它对中文特别重视。中文和数学是最主要的主课,一星期至少五堂。小学课本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的,第一课就是“小猫叫,小狗叫,小弟弟哈哈笑”。但是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另外加一点文言文选读。我最初读的是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琅琅上口,很快就会背。中学六年的课本大约文言白话各半,文言的课文好像是基本按年代排,例如初中一主要是先秦文章,初二秦汉文……高三是晚明和清朝的文章。但也许不完全按朝代排序,还有按难易排序。老师在课堂上重点教的都是文言文,他觉得白话文用不着太教,做一点提醒,自学就行,挑几篇将来考试的时候要考的。所以我印象深的都是古文。我们那个学校很特别,中学六年基本上作文都做文言文,国文老师的理论是,文言文做好了,不怕白话文做不好,以后有的是机会写白话文。这也许有一定的道理,我后来当然主要都是写大白话,完全没有困难,但是文言文的底子无形中对文风通顺、简练,和遣词造句的推敲是有帮助的。

除了国文课之外,另外还加了“经训”,这好像也是我们学校特有的。每星期一堂,从小学六年级开始《论语》,初中一是《孟子》,初二是《大学》和《礼记》,初三是《诗经》,高一是《左传》然后到高二改成“中国文学史”,这是国文课以外的。到高三的时候我们有一位老师是个看起来很冬烘的老头儿,据说是前清的秀才,他教我们《小学》《尔雅》《说文解字》。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准备考大学了,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根本就听不进,他在黑板上写,我们在底下偷偷干别的,或者做数字习题或者做英文练习。所以应该说我对于说文解字一点没学进去,但是高二的中国文学史那个老师讲得非常好,非常生动,每个朝代都挑一点东西讲,而且讲很多野史里头的东西,我们都听得兴趣盎然。

这样说起来洋洋大观,好像读了一大堆古文,四书五经,其实我们只读了三书二经,还只是挑着念一点,不可能像前人那样从头到尾每一本都念。但是这样浅尝辄止跟没有接触过是非常不一样的,选读的多是比较精彩、有用的,我们对成语、典故的出处了解许多,而且对于汉文的美有了鉴赏力,对于过去的那些人和事觉得特别好玩,古代读书人的这种境界、他们的幽默感、他们的表达方式,都使我对我们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产生了非常深的感情。是很好玩的、很美丽的,这么一种感觉,而不是非常苦的、非常枯燥或是老朽不堪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感觉应该归功于老师,不管我家里头碰到的还是在学校碰到的,那些老师我想起来每一个都可以成为模范教师,他们都是全心全意的,教什么他自己非常投入,特别欣赏。他(或她)给讲一首诗的时候,自己就先摇头摆尾欣赏得不得了,甚至于自己就感动得都要落泪的地步,你就跟着她一块欣赏,一块儿感动。而不是为了将来要准备考试,我必须要怎么样。所以我就觉得有人说“五四”以后文化断裂,我觉得至少在我身上我自己感觉到是没有断裂的。

3.课外乱看书

我学生时代自己读的杂七杂八的东西远远超过课堂教的。商务印书馆出的幼儿文库、少儿文库、中学生文库,是我最早的课外读物,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特别是其中有讲成语、谚语故事的,非常有趣而且有用。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读物。

我家其实藏书不多。一般人以为我算出身“书香门第”,一定家藏万卷书,因此有广泛阅读的条件。其实不然。由于住房一直不宽敞,我父亲没有自己的书房,家中几乎没有什么藏书。我父亲陆续买了不少书都放在办公室,说以后给我。但是他1950年调北京工作时全部捐给了天津图书馆,我根本没有见到。我较早的乱翻书是小学五、六年级,那两年住在上海舅舅家,他家有一个壁橱,堆满了各种新老书籍,没有整理。我没事就钻进去弄得灰头土脸,着实狼吞虎咽看了不少书。从武侠、神怪到红楼梦、到巴金的《家》、《春》、《秋》,冰心的《寄小读者》,还有翻译小说:福尔摩斯、大仲马、莫泊桑,等等,真正的“乱”翻书,完全自由放任,生吞活剥,没人管,也没人指导。不过每遇有趣的东西、或有心得,就与年龄相仿的表姐们交流、传阅,乐趣盎然。那个时候还接触到一些新文学,有些杂志里的作品,我感到很新颖,后来才知道那就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

到高中的时候还有很多书是同学中互相传的。例如有些笔记、小品,就是有一个同学家里的藏书,像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等在当时就有点属于“少年不宜”了。

我们那时学习比较宽松,放学后家庭作业比较少,所以有许多闲暇看闲书。母亲虽然对我管教比较严,但只要成绩单使她满意,对我看书从不加干涉。我主要是养成了“读字”的兴趣,不一定是看书,逮着什么看什么,对一切有字的东西都好奇,包括买东西包的报纸,都要看一看。有时竟然也会有意外的发现。

所有这一切对我主要是起文化熏陶的作用,形成一种审美趣味,后来不论怎样从事“西学”,周游列国,或是强制“思想改造”,这种熏陶形成的底色是很难改变的。过去是不自觉的。到了晚年日益精神“返祖”,才意识到什么叫“文化底蕴”。 

02 文字是思想的载体

读文章、诗词,不是读字典,必然包含着思想、情怀,或者至少表达某种意境吧?那么我从这些古文中受到什么感染和影响呢?今天不说外国的或现代的东西,那是另外一个题目了。我觉得我得到的感染不是三纲五常、忠孝节义那些东西。有一些传统道德是自然而然贯穿在家教中,待人接物的态度,以及什么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等等,这不是从书本里头学来的。今天回头来看,读的那些中国书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士大夫的忧患意识。我所生活的时代经历的战乱特别多,无时无刻不伴随着内忧、外患。我成长的最重要的时期是抗日战争。所以文天祥、岳飞、辛弃疾、陆游等的作品必然特别往心里去。像“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总之是痛感国土沦丧,总是想着要恢复国土是吧?还有杜甫写离乱的诗,等等。这个大家都熟悉,我就不多讲了。

2. 厌战、渴望和平。中国几千年来,在这块土地上从来战乱不断。所以文学作品中这方面的内容很多,而且很动人。我小学六年级最早读到杜甫的“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哭声直上干云霄……”就有一种感动。还有像“一将功成万骨枯”,这是人人都耳熟能详的。作者曹松不太有名,全诗也很少人记得,但是这句话流传千古,因为太写实,太深刻了。很久以后,我见到一本加拿大作者写的小书,题目直译是《将军们死在床上(GeneralsDieinBed)》,意思就是在战争中战死沙场的的大量是普通士兵,而将军们功成名就,全身而退,得以死在病床上。有人问我,对这个题目有没有恰当的译法,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后来这本书是否有中译本,我不得而知。

还有两句名句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当年程砚秋曾经排过一出戏,就叫《春闺梦》,用的就是这首诗的意境,一位少妇思念远征的夫君,梦里相逢,其实他已经战死了。程砚秋是京剧演员中最有思想的。他是在抗日胜利后四十年代后期排这个戏,但是被国民党给禁演了,因为那时已爆发内战。从古到今,普通人受战争之苦,追求和平,与统治者的野心往往相左。

最使我动心,对战争的残酷表述得最深刻,反战最彻底的是《吊古战场文》,那也是我在中学时期读到的:一开头就气势非凡:

“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作者感叹“伤心哉”!紧接着就问是秦、汉还是近代?其实都一样。以下大段文章历数自古以来的有名战役,想象战场的残酷和惨烈景象,结论是,秦起长城,汉击匈奴都使生灵涂炭,因此“功不补患”。把那些帝王的“丰功伟绩”都给否定了。最后一段有几句简直是撕心裂肺,我永远难忘:

“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老百姓活着的时候得到过什么恩泽?现在他们犯了什么错,就这么给杀死了?而且“其存其没,家莫闻之。人或有言,将信将疑”,“吊祭不至,精魂何依?”就是说家人对他们的生死还不明,连吊祭都不知到哪里去吊,死者不知魂归何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悲惨境界?最后只能归之于命,从古就是这样,“为之奈何”。这篇文章对一切征伐否定得非常彻底。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古今王侯的功名都建立在百姓的白骨之上,而他们是享受不到胜利成果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血泪之作,是对“一将功成万骨枯”最好的诠释。

3. 民间疾苦

民间疾苦其实和战乱分不开,老百姓除了赋税之外,还有一项沉重负担是服徭役,就是征兵,或者劳役。例如杜甫的“三吏”、“三别”是教科书经常选的。我现在想着重提的是白居易的“新乐府”和“秦中吟”。有好几十首,每一首诗都是讲一种人的疾苦,主要是手工艺者或者农民,写社会的各个方面,覆盖面极广,而且都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和宫廷、权贵的那些穷奢极侈享受作对比。作为诗,文章非常美,在形容各种美丽的东西的时候,既写实又浪漫,想象力十分丰富,然后最后总有点睛之笔,点出他要表达的感慨和悲愤。

我稍微用一点时间以《缭绫》为例,这是我特别欣赏的《新乐府》诗之一。

“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这四句开头就不凡。你想像一下,月光下的瀑布,哗!一大匹白缎子挂下来,接着是“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不是完全素的绸缎,而是有本色花的织锦。然后接着是什么呢?就是宫里来加工订货了:“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就把一匹白绫子给染成绿的了,“天上取样人间织”,该有多美!花色织好以后,就要做成衣服了。这里第一次点出:“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就是谁来穿?是皇宫里的宫女。谁来织呢?是江南贫寒人家的女子。他底下就接着讲怎么裁剪制成衣裳:从“广裁衫袖长制裙”,到“转侧看花花不定”这四句是讲制成的衣服。你就可以想像那宽袖长裙,简直漂亮极了。“昭阳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对直千金”。皇帝把这赐给跳舞的宫女了。但是这么精心制作的衣裳只穿一次。“汗沾粉污不再著,曳土蹋泥无惜心。”就给弄脏了,脚底下踩着,毫不爱惜。最后,白居易教训那些宫女:“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缯与帛。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对这个“扎扎千声不盈尺”,我有一个体会,就是我在“文革”中下干校的时候,在河南农村,那里冬天妇女都织布,还是用那种相当原始的织布机,面幅很窄,她不是用丝线而是自纺的棉线,织的是粗布,但是效率也很低,一个冬天织不了多少。我经过老乡门口,听见“卡拉塔、卡拉塔”的声音就想起白居易的“扎扎千声不盈尺”。这首诗最后结尾是:“昭阳殿里歌舞人。若见织时应也惜”。

我举这首诗,因为它比较铺陈、辞藻丰富,那些对织锦的描述简直美不胜收,同时对“越溪寒女”的深刻的同情也跃然纸上。当然这种情况贯穿在很多首诗中。

编辑| 王白白

图片|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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