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气氛给予人的感受是直觉的、朦胧的，可意会而很难准确言传的。而人们对建筑艺术的审美知觉，则主要从造型中获得的。和谐是美的基础。远观晋祠，西边山峦绵延，东边汾水长
环境气氛给予人的感受是直觉的、朦胧的，可意会而很难准确言传的。而人们对建筑艺术的审美知觉，则主要从造型中获得的。和谐是美的基础。远观晋祠，西边山峦绵延，东边汾水长流，殿宇楼台优美的曲线隐约在山麓林梢。圣母殿前廊柱雕木质盘龙8条，倒映水中，随波浮动。殿内无柱，殿身当心间装板门，两梢间安直棂窗。四周柱子皆微向内倾形成“侧角”，角柱增高造成“生起”。下檐斗拱五铺作，单拱出两跳，柱头出平昂，补间单抄单下昂。上檐斗拱六铺作，单拱出三跳，柱头双抄单下昂，补间单抄出重昂，并施异形拱。柱头与补间不同，上檐与下檐相异，可谓穷极其巧矣。殿顶筒板瓦覆盖，黄绿琉璃剪边，色泽均衡精致，整个殿宇庄重而华丽。宋喻皓《木经》中的上中下之段的比例法则，《营造法式》中以材为祖“模数，都灵活运用其中，通过匀称和韵律取得了和谐美。
鱼沼飞梁位于圣母殿与献殿之间，方池之上架十字形桥，在池中立石柱34根，柱头普柏枋相联，上置大斗，斗上施十字相交之拱，承托梁枋。东西宽广，南北下斜如翼，与圣母殿上翘的翼角遥相呼应，显示了殿翅欲飞之势。
晋祠
理性与浪漫：古代中华民族文化中无论九流百家，还是礼乐刑改政，都建立在调动人的心理功能，规范人的道德情操，维系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等人本主义基础上。艺术美探索现实的伦理价值，这种理性不排斥人的情感，而是要情理相依；不否定美的形式，而要是要顺理成章。《礼记·乐记》载：“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之也。乐统同，礼辨异。”“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古人把音乐作为艺术的代表，并不是人们任意指定的，而是因其内涵和外延非常广泛，还因它的形式建立在和谐与秩序上，符合人们最广泛最基本的美感。无论是宫、商、角、征、羽五音，还是黄钟、大吕等十二律，都表现为数的等差变化而构成的和谐与秩序感，即“律”代表着规范、法则、逻辑，它上可与天候协调，下可与人事相近。“九五之尊”也好，“五岳四读”也好，一道、两仪、三才、四象、五行、六合、八卦、九宫以及它的和、差、倍、商反映在建筑的组合与分割上，其中都存在着若干奇妙的组合，有趣的规则，也渗透在人们的生活领域。细观晋祠建筑的艺术形象，她不仅只是单体的造型欣赏，而更在于群体序列的推移；不仅只是局部的雕琢精巧，而更在于整体的神韵气度；不仅只是突兀惊异，而在于整体的神韵气度；不仅只是看，而更在于游。正是由于顺理成章的理性精神，而处处有着等级与数学模式。《考工记》规定：“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野度以步，涂度以轨。”《营造法式》规定：“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材分八等，度屋之大，度屋之大小而用之。”匠师们运用这些规范，创造出了各种情调迥异的艺术形象。这种理性精神渗透到了建筑的空间比例、组合方式、结构功能和装饰手法之中。聪明的古人并没有停留在理性规范内，而是充分调动其艺术创造力，赋予其以蓬勃的生命活力。看那鱼沼飞梁下斜的两翼、圣母殿上翘的翼角和难老泉上水母楼，难老泉下的不系舟，想象是奔放的，形式是夸张的，情调是浪漫的，而正是这浪漫的夸张，才能给理性插上飞升的双翅，使之真正达到美的境界。《诗·小雅·斯干》：“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翼斯飞。”也只有从这种审美的心理出发，才可能对中国古代建筑中最触目、最动人，然而也是最不能令人理解的反宇向阳的屋顶曲折作出解释。在这里实用功能的要求推动了想象的实现，便利的排水（“上尊而宇卑，则吐水疾而溜远”）、良好的采光（“上反宇以盖戴，激日暴而纳光”）使本来以结构逻辑和艺术构图来显示其理性精神的中国古代建筑，在结构最要紧的殿顶上突出地显示了其奇特的浪漫情调，非常生动地表现了那种理性中有浪漫的美学精神。
置身于晋祠，你不能不为古人的匠心独具而赞叹。只有单纯的山水花木、亭台楼阁实在活力不大，而一切诗情画意寄情托性，还须观赏者审美心理的再创造。充分调动一切自然的、人工的条件，创造丰富的、流动的步移景异的画面，既有理性的分析，又有浪漫的想象，情景交融才是晋祠之美的真正所在。
“建筑是时代的纪念碑”是果戈里的一句名言。由于建筑在人类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人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丰富的形象，并能跨越若干时代成为历史的痕迹，而这些痕迹正是今天我们深入认识历史及社会发展规律的一条线索。“当歌唱与音乐沉默的时候，而建筑仍在说话。”
(责任编辑：李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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