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的书院有很多，江西白鹿洞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湖南石鼓书院，都是富于传奇色彩的文化胜地。历史上很多优秀的人才都是从书院里走出来的。

    古人对于书院的尊重，也是今天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紫阳书院内有三位皇帝御笔的石碑。而乾隆六次下江南，每次都到苏州，每到苏州必到紫阳书院。

    尊重归尊重，书院毕竟不是主流的教育方式，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古代教育与科举制挂钩的态势，千百年来，大部分读书人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如何应付考试上。

    这种弊端到中国近代，就表现得尤其突出。正当西方各国纷纷爆发社会革命和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之际，科举考试仍只专注于四书五经。把科学技术看作奇技淫巧而不屑一顾。

    近代学者魏源首次提出向西方学习，因此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可是他本人屡次落第，一直到52岁才在显示皇恩浩荡的“恩科”中了进士。

    晚清状元张謇名留青史，却并不是因为他的八股文做得好，恰恰相反，是因为他适应时代潮流，勇于创新，最后成为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家。

    2006年，在韩国首尔，举行了一个庄重的仪式。在昔日皇宫的明政殿前，几百人身着朝鲜民族服装，再现了当年科举考试的盛况。

    公元十世纪，象朝鲜、日本和越南等一些周边国家相继引入了中国的科举制度，其中朝鲜半岛更是不间断地将这一制度延续了900年之久。

    今天的韩国人正是通过这种纪念活动，来表达他们对科举制度的尊重和反思。

    当科举制在中国和对周边国家的影响达到顶峰的时刻，一位西方传教士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就是利马窦。

    在众多新奇的感受中，中国的科举制度令他着迷不已，他说：“国家主持的考试将给每一位有知识的人提供参政的机会。这是一种公平的竞争。中国的哲学学位有三级，秀才相当于学士、举人相当于硕士，而进士则相当于博士。”

    对于习惯官爵被分封和世袭的西方人来说，中国科举制无疑是一种充满了智慧的制度设计。

    十六世纪晚期，一位葡萄牙修道士在他的著作《伟大的中国》中，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科举制的内容和方法，这本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从1570年至1870年的300年间，英国出版的介绍中国科举制的书籍就达100多种。

    1793年马嘎尔尼作为第一个英国使节访问中国时，在他列出的一长串考察清单中，就包含有中国的科举制。

    随后不久，西方一些国家纷纷将中国的科举制度作为一项先进的文官选拔制度，陆续引入。 (责任编辑：李晋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