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适逢西南联大成立75周年暨梅贻琦先生逝世50周年，谨以此文表示敬意和纪念
　　一提清华一提西南联大，人们会首先想到梅贻琦(1889─1962)，这是很自然的。他是真正的教育大师，是清华、是联大的灵魂。 
　　梅贻琦(字月涵)，天津人。早年两次留美，获芝加哥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学位。从l926年起历任清华教务长、代理校长和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1931年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他从上任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为止的短短五六年间，就奠定了清华在全国高校中数一数二的地位。
　　抗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湘联合办学，名长沙临时大学，一学期后再迁滇，称西南联合大学。至此，遥远的边陲城市昆明迎来了梅贻琦等一批在中国教育界鼎鼎大名的教育家，也为此开创了西南联大的一代学风和教育思想。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广为流传
　　西南联大无校长，由蒋梦麟(北大)、梅贻琦(清华)、张伯苓(南开)三位校长组成的常委会主持工作。但实际上张伯苓在重庆另有任用，他对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代表”的意思。蒋梦麟对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三位校长以梅贻琦年纪较轻，他毅然担负起这一重任，有时教务长或总务长缺员，他还暂兼，认真负责，受到尊敬。蒋梦麟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很有些无为而治的风范。但就客观而言，三校中清华人力占优。以刚到昆明的l938年计，联大教授、副教授共161人，清华计83人，占51%。这当然与清华有工科而北大无(南开尚有两个工科专业)有相当关系。但不管怎么说，西南联大由梅主事挑大梁，这是可以肯定的，也是适宜的。
　　梅贻琦在教育思想上，主张通才教育、民主管理(习惯称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影响极大。他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在全校大会上发表就职演说，他仿照孟子的话“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将自己的看法表述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七八十年来被教育界津津乐道，广为流传和引用。
　　西南联大精英荟萃，名师如林。教授既要教书，也要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即教授治校。1940年教育部(重庆)颁布训令，要求全国高校统一科目、统一教材，激起联大教师的不满。联大召开校务会议，由教务长主持，全体教授参加，商定抵制策略，通过一份《西南联合大学教务会议就教育部课程设置诸问题呈常委会函》，再由联大常委会抄呈教育部。呈文由清华教授冯友兰撰写，既义正词严而又文辞雅训。如说：“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以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又言，教育部乃行政机关，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作赏罚，“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设施，将使权能不分，责任不明”。软软硬硬，不乏幽默。函文经梅贻琦过目审订，在“教部今日之员司”处加批：“此段不抄入呈部文中”。因此语暗指在教育部任职的两位清华、北大教授，都是老同事，何必伤了感情，节外生枝。既讲策略又显周详、厚道，毕竟是校长。教育部呢也无可奈何，只好默认联大对相关训令可以变通执行，不了了之。
　　西南联大的学生中人才辈出，众所周知。早年蔡元培讲过，“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后来梅贻琦更具体讲：“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西南联大以“刚毅坚卓”(校训)的精神和学术自由之环境，短短八九年就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材。据校史记载，西南联大师生中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共l72人，其中联大学生90人，联大教师82人，这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名师出高徒，有好教授才有好学生。但科学、严谨的管理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而梅贻琦恰恰把他清华治校严格的规矩带到联大了。清华的规矩，教师的亲属不得同时在本校工作，联大照此办理。中文系陈梦家教授的太太赵萝蕤就被这门槛挡住。赵氏燕京大学本科出身，清华研究院硕士毕业。以赵氏的学历及水准，先从助教做起应不成问题。但当时尚无今日之“双职工”概念，西南联大1938年作出明确规定：本校教职员不得夫妇同时在本校任职。外文系冯至教授的夫人姚可崑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却也未能进入联大，只好去中法大学和军医学院任教，並在同济附中兼课。冯至夫人尚且如此，陈梦家夫人哪能例外。
　　再说学生淘汰率，现在不兴了，联大可不含糊。也举个例。联大考试十分严格。有位叫张凤鸣的女士当年就读于联大中文系，比汪曾祺高一班，数十年后回忆考试分数仍然印象极深。她说有一次，一个学生的一门课得了59.5分，影响毕业，还得留校一年重修这门课。这位同学找教务长说情不准，便质问说：“59.5分与60分有什么差别？”教务长回答：“如果59.5分与60分无差别，那么59分与59.5分也无差别，自然与60分也无差别。如此类推，最后零分与60分也无差别了。”真是妙答。联大在昆明八年，先后担任过教务长的有潘光旦等五位教授，实际主持联大工作的梅贻琦也兼任过一学期。人多，无从考证妙答者是哪一位，但梅贻琦兼任教务长时确有一次，一个四年级学生选修l2个学分，却有六个不及格，照章要令其退学，该生就去找梅先生，梅没有抬头，只说了一句：“你把12用2除一除。”学生无言。笔者据校史资料计算，联大学生的淘汰率约为38%，够严格的。
　　梅贻琦主持联大，事无巨细都要操心。据郑天挺回忆，抗战期间，物价上涨，供应短缺，联大同仁生活极为清苦。梅校长在常委会建议下一定要保证全校师生不断粮，按月每户需有一石六斗米的实物，租车派人到邻近各县购运，这工作是艰苦的。身为北大教授的郑天挺还讲，当时清华大学设立清华服务社，从事生产，用它的盈余补助清华同仁生活。梅校长顾念北大、南开同仁也在贫困，年终送给大家一视同仁的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馈赠，从而看出梅校长的公正无私。
　　怪不得当时的联大学生就讲，“实际主持联大八年校务的是我们的梅先生。从前梅先生还常说笑话，但在抗战后期，学校的困难一天加深一天，梅先生也就一天衰老消瘦一天。”(见1946年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出版的《联大八年》)但梅贻琦，还有他的夫人韩咏华女士，都充满抗战必胜的乐观精神。昆明当时是西南大后方唯一的国际通道，梅贻琦许多朋友路过昆明总要到联大看看。梅有时也要用家庭便饭招待。同事回忆，每当聚餐快要终了的时候，梅夫人总是笑吟吟地亲捧一大盘甜食进来，上面有鲜艳的花纹环绕四个红字——“一定胜利”，殷勤地说：“请再尝尝得胜糕，我们一定胜利。”这时大家一齐站起来致谢，齐称“一定胜利！一定胜利！”
　　1940年9月，清华师生及校友在昆明举行“梅校长服务母校25周年公祝会”，梅贻琦备受赞颂与尊崇，他谦谦以对。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4月，他在校庆讲话《抗战期中之清华(五续)》中说，流光如驶，自己在母校服务已三十年。他引用自己从前讲过的一段话说：“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个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此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船好好地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仁校友说一句‘幸告无罪’。”梅贻琦接着说：“此天明风定之日，不久可望来到。”充满了对清华的大爱和抗战胜利的信心。
　　梅贻琦一家与云南的情谊
　　梅氏一家来昆明后起先住东寺街花椒巷6号(今昆华医院东侧)，后迁西仓坡5号清华大学昆明办事处。后来为避空袭迁居西郊龙院村惠家大院。孩子们都在昆明读书，长女梅祖彬读联大外文系，次女梅祖彤生物系，三女梅祖杉经济系。独子梅祖彦机械工程系，在参军热潮中，他应征入伍做翻译官。他的二姐梅祖彤也应征参加了英国人组织的战地志愿医疗队，她是西南联大唯一参军的女生。
　　为调谐联大所处环境，与云南地方及相关上层联络沟通是必要的，所以梅贻琦与龙云、卢汉、李根源、缪云台、熊庆来、金龙章、龚自知、袁丕烈、庾恩锡、裴存藩、罗佩荣、刘淑清、周润苍等省、市各界人士时相过从。与外州县各族土司也有往来。1946年初，干崖土司刀承钺率族人四五拜访梅贻琦，梅也曾宴请刀承钺及猛板土司蒋家俊、澜沧土司石炳麟、遮放土司代表多培根等民族人士。与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及宋希濓、杜聿明等高级将领，与陈纳德及美、英、法驻昆领事，也有联络。梅家几位小姐也参加某些活动。1942年7月，市体协为筹集基金兴建志舟体育场(龙云字志舟，体育场旧址即今“昆都”)，特邀请旅昆的重庆银联篮球队与美空军篮球队举行表演赛，仪式异常隆重，由陈纳德将军演讲，卢汉将军开球，龙国璧小姐放信鸽，梅祖彬小姐献花。同年12月英国议会访问团来昆，有关方面请在联大读书的梅家三姊妹赴巫家坝机场向来宾献花。
　　有几位云南人士与梅贻琦的交谊值得一说。
　　梅贻琦日记中多处提到与“惠老师”的交往。此老即惠我春，宣威人，云南报界元老，1914年为云南大报《共和滇报》撰写社论。后受蔡锷、唐继尧委托创办护国军都督府机关报《义声报》，任总编辑。后隐退，随二女婿张冲(妻惠国芳)居翠湖东路张公馆。昆明遭日机空袭后疏散到龙院村购地筑屋，除家用外尚邀梅贻琦及其他10余位联大教授居住。那里不算很远，梅贻琦乘人力车五六十分钟可达联大校部。梅日记中提及惠我春处均称惠老师，情谊中尚透出敬重。
　　另一位是鹤庆人李忍涛将军。李氏1926年清华毕业留美入弗吉尼亚陆军大学，因成绩突出又由美国政府派往德国深造，专攻军事化学。1931年归国后极受器重，受命组建中国防化兵(当时称化学兵)部队。抗战爆发后升任防化兵少将总队长，不久再升中将。可惜英年早逝，1943年秋李忍涛由昆明飞赴印度视察参战的中国防化部队，不幸在回国述职途中消息被日军侦获，座机在缅北上空被截击，机毁人亡，壮烈牺牲，年仅40岁。之后德裔夫人李佩秀及两子迁驻昆高射炮营营长、将军胞弟李忍济家生活，女士在昆华中学(今昆一中)任教。梅贻琦与李忍涛有旧交情，1941年梅贻琦出差川、渝，舟车之便颇得将军帮助。将军殉国后，梅贻琦曾去李营长家看望抚慰将军遗孀。顺便一提，1949年笔者入读昆华中学，李佩秀老师教我们班的英文，金发碧眼，和蔼可亲，60年后仍记忆犹新。
　　梅贻琦与南屏大戏院女老板刘淑清交往甚好。刘太太原籍四川简阳，丈夫刘柏君是云南盐津人，滇军少将旅长，早逝，刘太太赴昆打拼，成为云南商界女杰，也是一位思想开明进步的社会活动家。刘太太后受省府缪云台委托创办温泉宾馆，开幕式龙云主持，梅贻琦代表嘉宾致词。梅、刘两家关系密切，梅家公子梅祖彦后来与刘家大小姐刘自强喜结良缘。刘是北大法国文学教授，有妹刘自鸣，是云南著名画家。梅祖彦曾任清华水利工程系和热能工程系教授，晚年任西南联大校友会会长和清华校友总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李晋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