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在燕赵鲁豫轮番上演时，里表山河，东有太行为屏藩，西有吕梁做遮挡，南据风陵、孟津为门户的三晋大地却是另番景象。镇守山西的王保保（扩廓铁木耳）父子，是朝廷的亲王，山西既无对外战争，也无争权夺利的内讧，故政治稳定，日计月恒；风调雨顺，连年丰收；生齿日繁，人丁兴盛。加上周边各省难民流人，这里的人口比河南、河北两个省得人口总和还要多。面队中原地区“人力不至，久至荒芜，“积骸成丘，居民鲜少”，“累年租税不入”的惨重局面，素有雄才大略的朱元璋为圆其龙腾云涌万世一系的美梦，概然采纳了郑州知州刘琦，户部郎中刘九皋等人的奏议，做出了顺乎历史潮流的决择，把移民屯田的目光投向了人口最稠的山西。这样空前绝后的大移民，不可避免地要在这里发生了。
史载，明初山西辖五府、三直隶州、十六散州、共79县。移民主要来自辽州、沁州、泽州、潞安州、汾州府和平阳府。这些地区共有51县，而平阳府就辖28县，可见迁民最多的是当今临汾。元人郭嗣兴有一苜五言诗描写当时平阳的景况：“形胜开千载，舆图壮一方，城池殊屏蔽，庙宇式轩……鼠肥偏喜食，鱼美先求尝……”郭氏笔下的晋南，连老鼠都挑拣食物吃，可见其富甲一方。而洪洞“背霍山面涧水，箕山东峙，汾水西绕，山川形胜，草木夭乔，甲诸三晋”，明初人口最稠，至今仍为山西第一人口大县，作为一个县份迁民最多自是必然。但遍布大半个中国的移民后代修葺的谱牒里，几乎都记载先祖来自洪洞，这却颇令费解，事实也不尽然。
原来洪洞北关唐宋以来就建有宽大的驿站，专门接待南来北往的公务官员，驿道北通幽燕，东连齐鲁，南达秦蜀，西抵河陇，交通十分便利。离驿站不远处有座规模宏大、寺僧济济的广胜寺院，寺旁有株大槐树，为汉代所植，树身高数围，树荫蔽数亩，树上栖息着美丽神奇、仙韵飘逸、风姿绰约的老鹳。负责移民的官员选定这个地方，把它作为设局驻员，集中移民的集散地亦当自是必然。不管是哪个州，哪个县，哪个村的百姓，只要奉旨外迁，都要到这里报到登记，集中等候，编排队伍，确定去向，发放凭照，从这里出发，迁往陌生的地方。
就要告别“尧天舜日”时即耕耘过的丰腴土地了，就要告别先人们“接姑姑迎娘娘”时那令人心醉的威风锣鼓了，就要告别那碧波盈盈若锦缎般的汾水了，就要告别唐代诗翁王之涣观看过的令人神迷的鹳鸟了，就要告别有幸留在故土的亲人了，大批扶老携幼的迁徙者，怎能不五内俱焚，寸心如割！故乡的一涧一溪、一寺一庙、一谷一黍、一莲一蓬、一草一卉、一鸟一虫，早已化为迁徙者生命的血肉，镌刻在迁徒者深深的心田。当他们恋恋依依一步一回首，三步一徘徊，一寸寸，一尺尺，一丈丈，挪挪蹭蹭，渐远乡井的时候，他们泪眼中最后看到的是那棵高大的古槐，是那古槐枝桠间的一簇簇令人惆怅的老鹳窝……，于是，老槐树和老鹳窝便成了迁徙者们诀离故土时的最后标识，“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这首歌谣便一代一代传下去，传唱了六百年，唱遍了大半个中国。
据《明史》、《明史录》、《日知录之余》等正史和笔记史料记载，及家谱、碑文等野乘资料统计，明初自洪武至永乐年56年间，有钱民记载的年份有41年，从山西迁民的记载达18次之多，移民分布在全国18个省市，498个县市，移民姓氏554个。
明初移民，是皇帝的旨意，凡是决定外迁的百姓，都叫“奉旨外迁”，带有很大的强制性。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 中这样写道：“迁令初颁，民怨即沸，至于率吁众蹙。俱之以戒，胁之以劓刑。”山东县一刘姓的族谱里，记载着他们的先祖是“独耳爷爷”，独耳爷爷就是因为在迁徒途中多次逃跑，被官兵割掉一只耳朵的。明移民条律中还规定，凡同姓同宗者不能同迁一地。“行不改名，坐不更姓”是中国文化崇尚的一种人格风骨，这明律就迫使一些同宗兄弟为生活在一起，不得不更名易姓。如河南黄县就有魏姓与马姓，陈姓与邵姓，周姓与单姓，都是异姓同宗。类似情况，在北、山东也不胜枚举。在豫东和鲁北，关于“打锅牛”的传说，也广为流散。相传，洪洞县有牛氏五兄弟，在集结于大槐下后，方知同姓不能同迁一地。五兄弟深知自此要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便匆忙将一口大锅砸成五瓣，各执一片，以备将来做为续祖寻亲的标记。时至今日，豫鲁某些农村牛姓素不相识的长者们，见面后还要问“打锅不打锅？”如双方都说“打锅”，便认作同宗一家……
文明有时会来自野蛮。大迁徙可算是朱明王朝富国强兵的得意之作，但对一家一户却是莫大的悲哀，它造成的精神创伤，甚至几代人都难以平复。在冀鲁豫皖一带至今流传着许多围绕这次平民大迁徙的听来令人百脉沸涌，低徊唏嘘的故事。
最为普遍的传说是，大迁徙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朱明统者设下的一个弥天骗局。迁徙伊始，明政府颁告示于三晋：“不愿迂徙者，到洪洞大槐树下集合，限三天赶到，原徙者可在家等候。“消息不胫而走，晋北、晋中、晋南的人拖家带口，携儿将女簇拥而来，三日之内，大槐树下呼啦啦集结了十万之众。这时，大队官兵拥而至，把手无寸铁的百姓裹了个严严实实，一个官员高声宣布，大明皇帝敕命，凡来大槐树下者，一律迁走。说罢，官兵恶狠狠地先将青壮年带铐上枷、强行登记，强发凭照，强行带走。十万百姓，根绳相拴，如串蚂蚱，在刀逼棒喝之下，吞声饮恨，踏上了迁徙的路途……。
“举目鹳窝今何在，坐叙桑梓骈甲情，”“谁是古槐底下人，双足小趾验甲形”。洪洞大槐树公园祭祖堂里的两副楹联，也说出了明初移民的一则悲残故事。传说官兵包围百姓后，怕人逃跑，将迁徙者每人的小脚趾确上一刀，以做识记。后来的移民后裔脚上的小趾甲便成了复形。山东有民谣云：“谁的小脚趾甲两瓣瓣，谁就是大槐树底下的孩。”说的是谁的小脚趾是复形，谁就是古槐移民的后代。这些传说虽显怪诞，但拂去传说中那扑朔迷离的浓雾，我们仍得见明初农民大迁徒者的悲残。
种豆得瓜。和着血泪，被迁者像风吹四散的蒲公英，一下被抛进了大劫后的荒凉。然而，为了生存，他们没有在梦里彷徨太久，他们很快摈弃了人类常有的空虚和绝望，在迁徒炼狱中煮熬过的心，更能驾驭生活道路上的坎坷。移民以老槐腾游时空的气魄和根植泥土的不屈韧性，在他乡异土开始了筚路蓝缕的创业，不辞劳瘁的耕耘。明政府为恢复发展经济，设置了司农司，专门负责移民事宜，并制了一系列鼓励移民的政策，采取“计民授天“的办法，给移民人均荒地十多亩，甚至到达迁居地，政府还拨给迁徙者部分安家费、耕牛和种子，根据实际情况免收三至五年的赋税。这些政府对保证大移民的顺利进行和明初经济迅速恢复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迁移者们将凝重的汗珠，结实地撒落在陌生的原野，以强韧的筋骨撑起了另一方蓝天，很快便拓展出一片片生机勃勃的生命空间。至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土地总数由洪武十四年的260万顷，，骤增至850万顷，全国岁人税粮也比元代增加了两倍。
迁移民的血泪和汗水给明初社会带来了经济繁荣，但比这一时的经济繁荣更为珍贵的是，它合理的分布了人口生存的空间，移民与当地土著在文化上、心理上、习俗上经过长期的掺合、交揉、渗透，地域文明必然会相互照应，培育出新的文明的种子，特别是兹生在“尧天舜日“这块古老土地上的文明，必然与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交相辉映，产生出更加璀璨耀眼的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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