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早期王阳明曾经对“理是什么”这一问题有过正面答复的话，那么，“知是理之灵处”就是惟一的正面答案。而王阳明屡屡道及的则是另一个答案，即“去得人欲，便识天理”。这是在人的实践展开中对“理是什么”的问题所作的回答，这个回答是与“存天理，去人欲”的工夫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克己工夫”，就是“存天理，去人欲”，由此，学生有问，不完全了解天理、人欲是什么，“克己工夫”毕竟无可用。王阳明则回答，天理之澄明只能在真实切己地工夫实践中日见一日，否则，无论讲得如何，也总是闲话，天理毕竟“不自见”。其实，“存天理，去人欲”之工夫所主，只在“去人欲”，“存天理”只是“去人欲”的结果。 


　　王阳明对于“存天理，去人欲”，有着自己的理解，如何“为善去恶”，《传习录上》记载：“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静是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天理就是心无私欲之蔽。存天理工夫，就是去私欲之蔽的工夫。无论在“静”时，还是“动”时，都要念念不忘“去人欲，存天理”。阳明把这种工夫，归结为： 


　　第一，居敬与存养。《传习录上》记载：“曰：‘居敬是存养工夫，穷理是穷事物之理。’曰：‘存养个甚？’曰：‘是存养此心之天理。’曰：‘如此亦只是穷理矣。’”“居敬”作为存养“天理”的工夫，它自身的涵义，据阳明解释，便是“主一”。“主一”并非如读书便一心在读书上，接事一心在接事上，这便是“逐物”，而不是“敬居”工夫。“敬居”之“主一”，此“一”便是“天理”。“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天理”存，“人欲”便去。 


　　第二，省察与克治。《传习录上》记载：“省察与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囊，不可放他出路，方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得到无私可克，自有端拱时在。虽曰何思何虑，非初学时事，初学必须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诚，只思一个天理。”这段话有这样几层意思：首先，“省察”工夫，就是反身而城的内省，静坐思虑，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欲逐一搜寻出来，找到病根。其次，搜寻到了病因所在，便要拔除病根，这就是“克治”工夫，即“克己”工夫。再此，“去得人欲，便识得天理”（《传习录上》，《王文成公全书》卷一）。如何去人欲，识天理？必须在省察克治上用功。当然，“省察克治”的修养工夫，具有普遍性。从君主、宦官、贵戚藩王到老百姓，都需要省察克治。“克己”最后一关是生死观。在破除“声利嗜好”的物欲之私以后，还有一种生死念头挂带，它最终妨碍着人欲的彻底、干净的拔除。只有修炼到无我、无“生死念头”的终极境界，才能彻底地“无人欲，存天理”。 


　　第三，“事上磨炼”。孟子曾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孟子·告子下》）。王守仁继承孟子，认为光有“省察克治”工夫还不够，还需要通过具体的、日常生活中的事，来加强自己道德修养的锻炼。他说：“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传习录上》，《王文成公全书》卷一）。这就是“事上磨炼”。所谓“事上磨炼”，就是要在碰到事时用功。儿子病危，做父亲得忧患，就是父子之情，也是“天理”当忧。但不可过，过了就是“私意”了，不及也是“私意”，只有到得“天理中和”处，就是“心之本体”，就是“天理本体”。通过这类具体事来磨炼，去掉“私意”，而识得“天理”。 


　　“居敬存养”、“省察克治”和“事上磨炼”，都属于“为善去恶”的格物工夫。当阳明在讲“善”与“恶”、“天理”与“人欲”问题的时候，是从事物的意义上说的；在他不满朱熹所分析的“心”与“理”、“知”与“行”、“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为二之弊时，是极力主张“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知行合一”的，甚至是“心外无学”的，按这个逻辑推衍，“心之体”就应该没有“善恶”之分、“天理人欲”之别，这是从心体意义上说的。 


　　在王阳明看来，学风江河日下，天理不能昌明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人心充满了羡慕富贵、忧戚贫贱、计较得失、权衡利害之类的“利意小智”。他说：“故凡慕富贵、忧贫贱、欣戚得丧、爱憎取舍之类，皆足以蔽吾聪明睿知之体，而窒吾源泉时出之用。若此者，如明目之而翳之以尘沙，聪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答南元善》，《王阳明全集》卷六）。人只有一心，理不在心外。可是，心态却有正与不正之分，行为也有善与不善之别，因此才有天理人欲之辨，纯杂正邪之争。 
　　 
　　四、 对于“存理去欲”思想的历史异议和价值定位 


　　历史上排斥人欲与承认人欲合理的思想一直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早期的代表是张载，对于二程的“灭私则天理明”的主张，他不赞成“灭欲”的提法，他说：“饮食男女皆性也，是乌可灭！”（《正蒙·乾称篇》）理学家还有“去人欲”的提法，对此，明代思想家罗钦顺批评说：“夫性必有欲，非人也，天也。既曰天矣，其可去乎！”（《困知记三续》）张载和罗钦顺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属于理学中的气本论一派，因而能从客观实际出发来看待人欲问题。心学一派学者中，湖湘学派开创者胡宏提出“天理人欲，同体异用”说，把人欲作为人的心体的一个层面，是典型的理欲统一论。这种批判由宋发展到明清时期，明清的学者对理学“存理去欲”思想的批判是历史上最彻底的、深刻的，理学“存理去欲”思想的各种弊端被抉摘出来，加以曝光，历史已得出结论，这种思想不是社会人生之道。 


　　近现代中国社会发生急剧的变革，传统文化未经认真地反思，便被简单地否弃了。如今对于这些文化的重新认识与评价，应该放在客观历史的角度，对于具体问题作出具体地分析。对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加以肯定与赞扬的观点就是值得商榷的。“存天理，去人欲”观点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个历史条件在于君主专制制度、家族本位制度以及惟道德论为主导的时代。而今日的时代是科学、自由、民主的时代，是重视创造和个性解放、社会发展的时代。这一时代，衡量某种思想的进步与否，主要是看它是否适应社会的发展。 


　　历史上在对待人欲问题上，文化思想遗产是多种多样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虽然曾经长期统治中国思想界，但仍然只是众多理欲观中的一种，与这一观点对立而并存的意见始终存在，因此，不能认为只有赞同“存天理，灭人欲”才算是继承传统文化。 


　　综上所述，在这里只是初步地勾勒出阳明论“存理去欲”的思想，并没有详加讨论阳明“存理去欲”这一观念在阳明学的“工夫论”、“良知论”上的开展与涵摄。不过，有一点是被历史所肯定的，王阳明并没有脱离天理、公、义而言爵赏、言功利，在一定意义上，在王阳明那里基本保持了公与私、道义与功利的一致性，这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尽管他在讲学时不承认人欲、私利、功利的正当合理成分。
(责任编辑：李晋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