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高擎起影响中国文化近千载的古文运动的大旗，留给历史的是一代文宗的形象。“文死谏，武死战”，文人的死谏需要的是骨气，武将死战需要的是勇气。佞佛成风，独有他敢犯颜直谏；盗匪横行，独有他敢只身深入虎穴。韩愈既有文人的铮铮铁骨，又具武将的大智大勇。他的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韩愈是一个思想观点、政治态度都非常复杂的人，也是一个极富个性与个人主见的人。他既读儒家，又取百家；既坚持儒家道统，又不是孔孟之道的卫道士。这也就形成了他合儒墨，兼名法，以儒为主，杂取百家的丰富思想。然而，在儒释道并行的唐朝，尤以释道之风愈演愈烈的中唐时期，韩愈思想的赞同者，却是寥寥无几也。 


    生平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祖籍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北魏贵族后裔，父仲卿，为小官僚。韩愈一生经历，大致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4岁以前。韩愈三岁的时候父亲便过世了，他在文中几乎未曾提到母亲，有人说他的母亲改嫁了，有人说他的母亲在韩愈出生两个月后就病逝了。韩愈有四个兄弟，老大韩会、老二韩介、老三韩?、老么是韩愈，和大哥年纪相差三十岁。自幼父母便不在身边，因此韩愈便由长兄嫂收养。后随韩会贬官到广东。兄死后，随嫂郑氏北归河阳。后迁居宣城。长兄在韩愈十二岁时便因病过世，自此之后，家中的教养、生计的重担，便全部落在大嫂的肩上。韩愈生于忧患无依的环境中，从小便用功读书。7岁读书，13岁能文,从独孤及、梁肃之徒学习。究心古训，并关心政治，自称“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与凤翔邢尚书书》），确定了一生努力的方向。20岁赴长安应进士试，三试不第。


    第二阶段，25至35岁。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然后三试博学，鸿词不入选。他胸怀大志，希望能有一番作为，可惜一直未被朝廷重用；直到贞元十二年（796），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节度使，于幕府任职，后至京师，官四门博士。这一阶段重要诗文，有《原道》、《原性》、《答李翊书》、《师说》、《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此日足可惜赠张籍》、《山石》等。韩愈进入仕途之后，因为忠心耿直，常常直言无忌，影响他升官得机会，甚至惹来无妄之灾。


    第三阶段，36至49岁。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和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一起担任监察御史，负责弹劾百官的任务。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徭役赋税，指斥朝政。他看不惯王叔文、韦执谊等人的作风，又批驳李实在政治上不负责任的态度，因而引起一股政治势力向韩愈反扑，被贬为连州阳山令。仅管是降职，但韩愈依旧是尽忠职守，爱护百姓，因而美名四起。顺宗即位，用王叔文集团进行政治改革，他持反对立场。宪宗即位，获赦北还，为国子博士。他就在这时期写了一篇《劝学解》，引圣贤不得志的事实来勉励自己。唐宪宗读了之后，心有所感，于是晋升他为吏部郎中，累迁中书舍人。改河南令，迁职员外郎，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因先后与宦官、权要相对抗，仕宦一直不得志。这一阶段重要诗文，有《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送穷文》、《进学解》、《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南山诗》、《秋怀诗》11首、《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石鼓歌》等。


    第四阶段，50至57岁病故。元和十二年（817），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任行军司马,贯彻了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淮西平定后，升任刑部侍郎。他一生排斥佛教。元和十四年(819)，就在韩愈不可一世之际，却惹来了杀身之祸。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奋不顾身，上表力谏，作《谏迎佛骨表》，表中措辞严厉，直言无隐，于是惹恼了宪宗，将他处以极刑。幸好朝中大臣权贵纷纷相救，才化解了一场危机。为此被贬为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显职。卒于长安。为兵部侍郎时，镇州王庭凑叛乱,他前往宣抚,成功而还。重要诗文有《平淮西碑》、《论佛骨表》、《柳子厚墓志铭》、《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泷吏》等。


    韩愈一生，韩愈在政治上力主加强统一，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以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主要成就是文学。他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提倡古文，进行了长期的激烈斗争。由于他和柳宗元等人的倡导，终于形成了唐代古文运动，开辟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他的诗歌有独创成就，对宋诗的发展有重要影响。韩愈的集子,为其弟子李汉所编,外集为宋人所辑。现存韩集古本，以南宋庆元魏怀忠所编刻的《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它保存了不少原本已失传的宋人旧注，今有影印本。


    主要思想


    韩愈首先是一位思想家。中唐时期，国家已基本上处于藩镇割据的状态。朝廷中宦官把持朝政、牛李党争、政治极为腐败。而李唐历代统治者都“不重经术”，佛、道思想横流，更是从经济、思想上威胁着唐王朝的统治。韩愈从维护国家统一出发，在思想上大力倡导儒学，并对之进行了发展。他发挥儒学中大一统、正名分、反僭乱、明纪纲的思想，提出反对分裂割据、维护安定统一的要求。在孔孟关于“仁”的基础上，韩愈将“圣人之道”的本质定位于“仁与义”。他用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来对抗佛老，大力反佛，这在佛教猖撅的中唐时期、思想上有着重大意义。韩愈的思想，也是当时有识之士的普遍意识。但是当时的文风并不能表达这种内容。韩愈继承了前代人的成果，适应当时思想领域斗争的形势，进一步提出了一套古文理论。他明确地解决了文章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文以明道”。“道”是目的，“文”是手段，用古文阐发正统的孔孟之道，强调形式服从内容。“文”应为“道”服务，反对离开“道”片面追求形式华美。


    “道统”说及治世主张的延伸


    “道统”一词是由朱子首先提出的。朱子虽然最早将“道”与“统”合在一起讲“道统”二字，但道统说的创造人却并非朱子，而是千百年来众所公认的唐代的儒家学者韩愈。韩愈以儒家道统的继承人自居，在《原道》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从尧舜到孔孟以来的儒家道统。他力斥佛老，排摒异端，“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力图维护儒道的纯洁性。他认为儒家道统由周公、孔子传至孟轲，孟轲以后，未能流传。因此他要“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使儒家道统发扬光大，传之久远。


    韩愈明确提出儒家有一个始终一贯的有异于佛老的“道”。他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原道》，《韩昌黎全集》卷十一）。他所说的儒者之道，即是“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同上）“道”，概括地说，也就是指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仁义道德”。千百年来，传承儒家此道者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同上）这个传承系列类似于佛教所说的“法统”，儒者之“道”的传授谱系也就是朱子所说的“道统”。 


    自从韩愈提出道统说以来，历来解说道统者都未能超出韩愈道统说的框架，即从“道”与“统”两个方面来理解道统。前者是逻辑的，后者是历史的。甚至可以说，直到现代，人们对于道统的理解也并未超出韩愈的水平。韩愈以及儒家学者所强调的道统，其哲学上的内涵究竟为何，或者说当儒者强调道统之时其用意如何，这些都尚有待于做出说明。 


    对儒家道统说进行哲学的分析，可以把儒家的道统归结为三个方面：认同意识、正统意识、弘道意识。道统的基本内涵，应该包含以上三者。自孔孟始，儒家思想中便有了一些道统的因素。关于后世儒家列为道统之传道谱系表中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大都以崇敬和赞扬的语言提到。可以说，道统因素在儒家思想中是自始至终都存在的。而韩愈更是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具体的传授谱系：“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矣。”（《原道》）而这个具体的道统谱系把道统所包含的认同意识、正统意识和弘道意识也具体地表达出来。认同意识、弘道意识不必说，就正统意识而言，韩愈道统说中也有之。韩愈说："孔子之道，大而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正而皆得性之所尽。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远而益分"（《送王秀才序》）韩愈以为："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同上）这表明了韩愈对于儒家本质的理解，即儒家创始人的思想当以孟子的发挥和解释为标准.另一方面，韩愈虽未明确把自己列入道统，但其谓圣人之道"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并自谦说："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与孟尚书书》）不仅有继任道统的意思，而且还有学为正宗的味道。


    第一，韩愈的“道”，是主张“忧天下”而不赞成“独善自养”的，也即是主张“兼济天下”而不赞成“独善其身”。可以看出，他虽然继承了儒家“兼济”的思想，却又有所不同。应该着重指出，这在当时是相当积极的一种政治态度。其《上宰相书》至于再三，固然是为了做官，但他做官确有行道的目的。为了行道，韩愈还曾希望做个谏官。他在《龊龊》诗中说：“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做个谏官，这是唐宋两代一些忧国忧民的庶族地主阶级文人的一个共同愿望。因为谏官的地位虽不高，却有言事进谏的机会。韩愈写《争臣论》一文，就曾以言责批评谏议大夫阳城。当他自己一旦做了御史，有了言责，便立即上书言事。《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是一篇体现韩愈行道的重要文章。


    第二，韩愈之道也是主张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他反对藩镇割据，还不仅因为自幼身经藩镇割据所造成的生活困苦，主要还是因为他看到了藩镇割据给国家造成的危害。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的言行是明显的，最突出的表现是他积极主张讨伐淮蔡，并且亲自参加了这次战役，淮蔡平定之后，韩愈还奉命写了《平淮西碑》，此碑行文鲜明地表达了主张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其文有云：“四海九州，罔有内外，悉主悉臣。”这是维护皇朝的大一统思想，立场是明确的。反对藩镇割据是个重要的政治态度，也是韩愈行道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三，韩愈的道又是关心社会现实、反对佛老的。在唐代，反对佛教虽不始于韩愈，但批驳佛老，则以韩愈为最。一篇《原道》竟然提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还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这是十分激烈的主张。当然，韩愈更激烈的言论还是《论佛骨表》。他在表中首先历数自古帝王长寿者不曾奉佛，而奉佛者大都短命。这话和当年傅奕所言者似乎相同；但因讲话的时间不同，对象不同，韩愈这话就有更强的针对性，也冒更大的风险。


    第四，韩愈之道又是主张重视人材、选拔人材的。重视人材，这是韩愈为人行道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终其一生，始终注意培养人材、推荐人材。《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韩愈不但自己培养人材，也向别人推荐人材。《行难》一文反复说明选拔人材的重要；《与祠部陆员外书》曾推荐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群玉、沈杞、张?、尉迟汾、李绅、张后余、李翊等。韩愈认为，为国家选拔人材，乃是一种“深思长虑”，是“为国家树根本之道”。在唐代，选拔人材也是庶族地主阶级文人的一个共同愿望。韩愈培养人材、重视人材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在隋唐以前，在贵族世袭的制度之下，庶族地主子弟很少参与政治的机会。韩愈当时重视人材的言论具有新的时代特征。重视人材，这是韩愈行道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他在《原道》中说：“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这些理论，显然都是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韩愈所大声疾呼的“道”，实际是他对于封建国家的法权、教化、道德等等绝对原则的概括，是饱含封建伦理的意味的。他的世界观，即他所谓“道”的具体内容，无疑对他的散文创作是有不良影响的。但是又应该看到，韩愈的思想，还有矛盾的一面。他努力维护“道统”，又往往不自觉地破坏了“道统”。譬如他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读墨子》)。更突出的是，他在著名的《送孟东野序》中，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这一具有现实性和战斗性的思想。他不但承认伊、周、孔、孟等等“道统”以内的善鸣人物，而且也承认杨、墨、老、庄等等“道统”以外各种不同流派的善鸣人物。显然，他认为一切文辞、一切道，都是不同时代不平现实环境的产物。那么，所谓古文，就不仅是传道的工具，而且也是鸣不平、反映现实的工具。


    “性三品说”


    韩愈也宣扬了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糟粕。他的《原性》继承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把封建统治者的人性看作是上品，而把被剥削人民的人性则视为下品，而且认为这种封建等级制以及等级性的人格是天理自然，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韩愈从唯心主义天命论出发的“性三品说”在哲学领域产生较大的影响。韩愈认为，“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性者五也。”就是说，人性是人生下来就有的，情是后天产生的，人性也是秉天命而成。性的内容表现为仁、义、礼、智、信（五德），情的具体内容表现为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性情人人都有，但程度不同。韩愈认为，这种差异也是天生的，因而他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的人是善的，中品的人可导而上下，下品的人是恶的。情是性接触到外界事物后而产生的内心反应，相应的情也有三品。性是先天的，情是后天的，两者是有区别的，不仅性是有品级的，而情也有品级的，虽然情是人皆有之，但有所不同，上品产生的七种情感无不合于中庸之道，中品人产生了七种情感虽有过与不及，但自知随时会求合于中庸之道，而下品人却纵情行为，漫无节制。


    韩愈不仅把人之性与情区别开来，同时又将两者联系起来。他说：“性之于情，视其品，”“情之于性，视其品”。就是说，性之品与情之品是互相联系的，两者的倾向是完全一致的。根据这种理论，韩愈提出对上等人用“教”的办法，对下等人用“制”的办法，使之“畏威”。他阐述了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认为学习与教育对于中品人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属于中品之性的社会大多数人，在顺性克情，以求善行的过程中，有必要接受仁义礼智信为中心内容的封建教育。决定人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人性，由于人性先天就存在着等级差别，这种等级差别又是不能改变的，教育只能在这种等级差别之内发挥作用，决不可能改变这种等级差别。也就是说，教育不可能改变人性，不能使下品转为中品，中品转化为上品，只能在品内发挥作用。因此，对于不同的人性，教育所起的作用是不一致的，对于上品的人，教育能使其先天具有的仁义善性得到发扬光大，使君为圣明之君，臣为忠孝之臣；对于中品的人，可引导他向上品靠拢，也可引导他向下品靠拢，这部分人存在着被改造的可能性，教育对这部分人的人性改造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下品的人是低贱的，他们天生就是顺情而行的，其言谈举止、行为规范总是与封建的道德规范格格不入，他们不会接受教育，教育对这部分人的人性改的变化也起不了作用。总之，韩愈一方面肯定了教育在促进人性变化中的积极作用，号召大多数人要接受教育，另一方面，又认为教育的作用是有限的，人性三品是不可变更的，教育只能在品位之内发生作用。


    韩愈的“性三品”理论同董仲舒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的学说一脉相承，必然导致英雄史观。韩愈认为，历史由“圣人”创造，这是性三品说的必然逻辑结论。
“德主刑辅”


    韩愈持儒家的“德主刑辅”观点，他说：“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免而无耻，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也。”他认为，秦“传二世而天下倾者”，就是因为先王之道衰，纪纲亡；治国当“先仁义”，以德教化；只要用先王之教，加强个人修身养性，就可使人“顺而祥”、“爱而公”、“和而平”,顺从封建统治者,不破坏封建社会秩序。但是，韩愈也不忽视刑的作用,特别强调绝不可“惮于行刑”,如果劳动人民不尽力“奉事”封建统治者，就要使用刑罚， “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执法应当“经、律无失其指”　韩愈认为封建执法活动不仅要依据法律，而且应当与儒家的经义相合；律是“圣人”制定的、符合儒家经义的；但执法者不能都是“圣人”，因此需要以经义“制有司者”，使执法活动与经义相合。对于法律无明确规定的疑难案件，“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即根据儒家的经义处理。他在论述如何论处复仇案件时说,法律没有这方面的条文,是因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即与儒家经义不合；“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对于这种案件，即可“酌其宜而处之”，使“经、律无失其指”。 


    名句：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师不必贤于第子，弟子不必不如师。
    --选自《师 说》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物之谓德。
    -- 选自《原 道》
    其责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
    -- 选自《原 毁》
    麟之为灵，昭昭也。
    -- 选自《获麟解》
    龙须气成云。
    -- 选自《杂 说》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 选自《马 说》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 选自《进学解》
    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
    -- 选自《违 辨》
    古之进人者，或取于盗，或举于管库。
    -- 选自《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
    四海皆已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灾害外者，皆已宾贡。
    -- 选自《后二九日复上宰相书》
    千百载乃一相遇焉！故高才多戚戚之穷，盛位无赫赫之光。
    -- 选自《与于襄阳书》
    若俯首贴耳 ，摇尾而乞怜，非吾志也。
    -- 选自《应科目时与人书》
    惟陈言之务去。无迷其途，无绝 其源，终吾身而已。
    -- 选自《答李翊书》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 选自《送孟东野序》
    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为也，我则为之。
    -- 选自《送李愿归盘谷序》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
    -- 选自《送董昭序》
    大丈夫文武忠孝 ，求士为国，不私于家。
    -- 选自《送石处士序》
    伯乐一过翼北之业，而马群遂空。
    -- 选自《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杨之道，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
    -- 选自《圬者王承福传》
    驱而出之四海之外。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抚而有之。
    -- 选自《祭鳄鱼文》
    言有穷而情不可终。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
    -- 选自《祭十二郎文》
    士穷乃见节义。
    -- 选自《柳子厚墓志铭》


    学界影响


    韩愈的政治思想、学术观点比较复杂，主要渊源于儒家，但也有一些“离经叛道”的言论。他一方面谈仁义，谈性三品，继承孟轲、董仲舒的儒学传统，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原道》），僧徒返俗，佛经焚毁；另一方面又相信天命和鬼神。一方面赞扬孟轲辟排杨、墨，“功不在禹下”，认为“杨、墨行，正道废”（《与孟尚书书》）；另一方面又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读墨子》)。一方面主张“宗孔氏”，“贵王贱霸”(《与孟尚书书》)；另一方面又盛赞管仲、商鞅的事功，指斥后人“羞言管、商氏”为“不责其实”（《进士策问》）。一方面诋毁王□、王叔文集团的改革；另一方面却追随另一个比较进步的政治家裴度,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擅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他的作品中都有反映。因此,韩愈虽然以儒学的卫道士自居,可是在宋代理学家看来，他是“为文所得处多”，但对儒家之道“却倒学了”（《二程遗书》），“其论著不诡于圣人盖寡矣”（杨时《送吴正子序》）。韩愈的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他的人性论也是错误的。但是，他的教育思想中却包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是值得我们肯定的。韩愈把性与情明确的区别开来，这是对儒家人性论的一个发展，在中国古代心理学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


    尽管韩愈“道统”论的出发点在于反佛，但更为重要的是，“道统”论也为儒学教育哲学注入了新的内容。这就是：从此以后，儒学教育哲学在涉及到人的行为的道德价值问题时，都毫不犹豫地将“道统”作为立论的依据。韩愈的道统说好似晴空一声霹雳，唤醒了儒家沉睡的道统意识，使儒家学者从较长时期的昏沉中惊醒。由于韩愈道统说的影响，儒学发展至理学，道统意识犹为凸显。正是出自对于儒家学说的本质的理解不同，以及学派之间相互竞争而争夺道统正宗的需要，朱子与象山引发了道统之辩。


    社会影响


    韩愈极力主张加强儒家思想的控制，维护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和等级制度，这在本质上有消极的作用。但也应该肯定，他主张和宣扬儒家的道统，排斥佛老，提倡古文运动，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尤其在教育方面，提出了许多思想主张，如强调英才教育，提倡尊师重道，主张因材施教，以及有关于学习思想与治学方法的论述，都极富有新意，仍有较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