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世俗化的盛行、禅宗的“一枝独秀”、禅教合一、义学纷纭，甚至出现了晚明佛教的复兴，都是明清佛教在“衰微”中坚持前进的表现，而江南佛教的振兴更是独树一帜。

　　江南是中国历史文化及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名称，既是地理概念、经济概念和方言概念，又是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概念。对于中国佛教文化来说，江南更具有独到的意味。可以说，自从佛教传入中土之时起，中国佛教就具有深厚的江南情结。

　　江南佛教的缘起

　　江南是中国佛教的发源地之一。佛教起源于印度，但何时何地传入中土呢？历来有两种说法：汤用彤先生认为，“佛教东渐首由西域之大月支（大月氏的异译——引者注）、康居、安息诸国传入，其交通多由陆路”（《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海书店，1991年）。另一种说法则是江南说。梁启超在《佛教之初输入》一文中认为，“向来史家为汉明求法所束缚，总以佛教先盛于北，谓自康僧会入吴，乃为江南有佛教之始。但举要言之，则佛教之来非由陆路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佛学研究十八篇》）。他旁征博引地证明了江南是中国佛教发源地，也正是在江南的基础上，佛教才由南向北四处传播开来。高僧支谦“汉献末乱避地于吴，孙权闻其才慧，召见悦之，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与韦曜诸人共尽匡益”，感于佛经“多梵文未尽翻译，乃收集众本译为汉语，从吴黄武元年至建兴中，所出《维摩》、《大般》、《泥洹》、《法句》、《瑞应本起》等四十九经，曲得圣义，辞旨文雅”，使得佛法大兴于东吴。高僧康僧会世居天竺，为人弘雅，有识量，笃至好学，明解三藏，看到吴地虽然初染佛法，但风化未全，“僧会欲使道振江左，兴立图寺，乃杖锡东游，以吴赤乌十年初，达建邺营，立茅茨，设像行道”（《高僧传》卷一），由是江左佛法大兴。

　　江南玄学是魏晋佛教发展的重要因素。佛教得以在中土生存和发展依靠的是两条路线，一是利用小乘佛教神秘的天文图纬、医药方术与中土民间神鬼巫术相融合，将佛教附属于鬼神方术之下进行传播，走的是民间百姓路线，赢得了大江南北下层群众的信仰。另一条途径走的是文人士大夫的上层路线，以获取在政策上、财富上的支持。众所周知，魏晋时期是玄学的天下，而玄学的缘起与重心又在江左。因此，大批佛教僧人、居士的江南情结在这一时期就表现为江南玄学中的佛教。一方面，僧人多精通老庄之学，以玄学来解释佛理，例如，高僧支遁（314—366）雅好老庄之学，运用佛学注释《逍遥游》；慧安则用老庄之学注释《法华经》。另一方面，爱好玄学的文人士大夫亦用佛教的般若性空说来发挥玄学，如孙焯的《道贤论》等，二者之间相辅相承。许多僧众已经将江南与家乡、佛教融为一体，这时的江南对僧众来说也是一种融合文化归属上的江南。正如刘宋高僧惠休在《江南思》中言：“幽客海阴路，留戍淮阳津。垂情向青草，知是故乡人”（《乐府诗集》卷第二十六）。

　　江南佛教的鼎盛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的鼎盛阶段，江南佛教的发展又是重中之重，出现了天台、南禅、华严等重要的佛教宗派。六祖慧能开创禅宗南派，提出了不立文字、见性顿悟的修行方法，在此影响下，南禅思想广为传播，深入江南各阶层民众之中。高僧法融，润州（今江苏镇江）人，自幼爱好佛典，先后师从茅山明法师、建康高僧法朗，创建了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第一禅宗——牛头宗，对江南文化影响深远。天台宗、华严宗从开创起，就一直以江南为发展的中心。另外，隋唐的江南佛教也是开放的佛教，大量高僧从江南走出国门，向日本、朝鲜传法，例如，鉴真大和尚六次从扬州出发，东渡日本传播佛法。朝鲜、日本的大批僧众也来到江南佛教名刹求取佛法，使得江南成为隋唐佛教远播海外的集散地。此外，隋唐僧众眼中的江南除了具有一种开放与融合的性格外，又是一种诗意如画的江南。高僧皎然曰：“烟雨孤舟上，晨昏千里时。离魂渺天末，相望在江湄。无限江南柳，春风卷乱丝”，代表了当时高僧大德心中憧憬的江南美景（《全唐诗》卷八一八《送柳淡扶侍赴洪州》）。

　　宋元时期，江南是中国佛教的重镇，普陀山、天台山、龙华寺等都是佛教著名的名山古刹。在佛教僧众眼中，江南是诗意与禅机交汇之所，江南成为禅宗僧众相互求学问道、打禅问机中经常提到的时尚词语。汝州叶县广教院归省禅师，游方参首山，“开堂僧问：‘维摩丈室不以日月为明，和尚丈室以何为明？’师曰：‘眉分八字。’曰：‘未审意旨如何？’师曰：‘双耳垂肩。’问如何是超师之作。师曰：‘老僧眉毛长多少。’问如何是尘中独露身。师曰：‘塞北千人帐，江南万斛舟。’”（《续传灯录》卷一）并州承天院三交智嵩禅师学思高深。一日，“郑工部问：‘百尺竿头独打毬，万丈悬崖丝系腰时如何？’师曰：‘幽州着脚广南厮扑。’郑无语。师曰：‘勘破这胡汉。’郑曰：‘二十年江南界里这回却见禅师。’师曰：‘瞎老婆吹火。’”（《续传灯录》卷一）其中的江南已经超越世俗意义，完全是一种禅机的江南。江南也是宋元佛教僧众眼中诗意的江南、生活的江南。东吴僧人端师子喜欢与小孩玩耍，“小儿追逐哗之”，而且还“好歌《渔父词》，月夜歌之彻旦”，完全是一幅江南市井之象（《林间录》卷上）。高僧宝琳禅师，苏州人，少习经论，妙通精义，又通诗文，深受王安石器重。在他的眼中，江南是春天的江南，“常忆江南三月里，鹧鸪啼处百花香”（《续传灯录》卷十二）。

　　江南佛教的振兴

　　明清时期，江南是中国佛教衰微中的明珠。五代以后的佛教是“衰微中的延续”，已由高峰向下跌落，明清政府的打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张之洞的排佛政策、西方传教士的竞争等，都对佛教构成沉重打击，许多寺院遭到严重破坏，僧众四处散逸。但是，明清佛教仍具有自己的新变化。佛教世俗化的盛行、禅宗的“一枝独秀”、禅教合一、义学纷纭，甚至出现了晚明佛教的复兴，都是明清佛教在“衰微”中坚持前进的表现，而江南佛教的振兴更是独树一帜。

　　明清江南佛教是民众的佛教，当时社会动荡、矛盾复杂，民众寄希望于宗教，多习教诵佛，信仰佛教，基于“仰祈佛力保庇各家清吉，人眷平安，世代俱隆”的思想，对佛教更是崇信有加。民间百姓或自发，或跟随，主动参与到佛教信仰中。例如，明朝洪武年间，京城百姓闻知天禧寺得以重修，“有施财以阿之者，有诚然为生死而布德者，一时从者如流之趋下”，蜂拥而至（《金陵梵刹志》卷三十一《御制黄侍郎立恭完塔记》）。又如，隆庆五年（1571），无锡县大户梅应麟铸造铜钟一口，敬献给金山福泉庵，一起出资建造的还有金武、王士英、王助、马季、李贡等，共计83人（《福泉寺钟铭》，载《上海佛教碑刻文献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不仅如此，许多官方书局、民营书店也多经营佛教文献，从《法苑珠林》、《楞严经蒙抄》、《六祖坛经》等经典，到《西游记》、《济公传》等佛教小说均有销售，民众可以购买自己喜欢的佛教书籍，增强佛教知识。从民众的知识接受角度来说，江南地区佛教民众化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翻开中国佛教的历史，从传入到衰弱中的振兴，江南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美妙土壤和空间。佛教学者眼中的江南是一种历史积累的江南，融合与开放的江南；僧众眼中的江南是一种禅机与诗意交汇的融合；民众眼中的江南则永远是可爱而充满希望与理想的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