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的历史可追溯到史前时代。位于中华民族摇篮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以农耕为主，属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社会阶段，以黄河中游为中心，南达湖北，北抵内蒙，是黄河流域非常强大的一种远古文明，精美的彩陶是仰韶文化显著的特征)遗址、马家窑文化(距今约5000年-4000年，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其彩陶达到了中国古代彩陶艺术的巅峰)遗址和大汶口文化(大约在公元前4300-公元前2500年，是黄河下游新石器时代后期父系氏族社会的文化典型)遗址，都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其表面出现了不同图案的彩绘画面，包括人物、虫鱼、鸟兽、花草，以及从自然万象提炼的几何纹样，因此，那一时期的文化类型被称为“彩陶文化”。

　　马家窑文化彩陶罐，距今五千年

　　“父丁卣”，商代晚期(前13世纪-前11世纪)，高35.5cm，腹横26.6cm，上海博物馆藏

　　“父丁卣”(局部)

　　彩陶文化的成就，似乎是为后来的青铜文明而准备的，同时预示着瓷器的诞生。陶器、青铜器和瓷器，都是中国古代绘画的重要载体。附丽于“器物”的绘画，其作者是匿名的，比如彩陶的绘制者为刚适应农耕定居生活的部落妇女，而青铜器、瓷器纹样的作者则为工匠。在中国的封建时代，画工的职业是卑贱的，即使技艺高超、受到皇家录用而成为御用“画师”，想要青史留名，也是件困难的事。中国绘画以作者的身份区分，大抵有两种：画工从事的绘画和文人从事的绘画。

　　从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时代的“学而优则仕”算起，中国知识阶层至少已出现了两千多年。他们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官僚的主体，另一方面又是封建社会文化传承的主体。这个被统称为“文人”的社会群体，十分重视自身文化修养，而诗赋绘画正是其文化修养的一部分。孔子有句名言可用来阐释绘画之于文人的意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就是真理，“德”、“仁”、“艺”都是道的一部分，通过“德”、“仁”和“艺”体验“道”，所以它们是密不可分的。“艺”指艺术，孔子强调“士志于道”，而“技近乎道”，就是说，包括艺术在内的具体技艺与抽象的道之间有一种相似性。“游于艺”，并不是说艺术是精神修养和学术生活之余的一项休闲活动，尽管有娱情养性的功用，但更主要的，是认识、接触“道”的一种途径。

　　文人是掌握封建社会话语权的阶层，他们著书立说，反复阐述自己作画的思想、智慧和情感，讨论技法的优劣，因此实际上掌握了绘画的评判标准。这还是其次的，更重要的是，文人喜好发表画论，既然艺术是追求“道”的途径，画论即是对“道”的一种阐释。常用的论画术语无非“形”、“神”二字，所谓“写生”，不过是依物描摹；“写真”，是描画物的外形；由写生而写真，继而求传神，所有的中国绘画大师，无不在描绘自己对艺术真理的领悟心得，从而完成对美的本质的揭示。文人作画，讲求遗貌求神。所以最受推崇的画家，不仅需要对画面有一种控制能力，而且要能通过绘画证明自己是一位哲人。宋代(960-1279年)以降，文人画家更热衷于以漂亮的书法、以诗文的形式，将他们的高尚情怀和精妙见解题写在画上，文字的作用在于传意，绘画的作用在于传神，二者都超越了写实功能。中国现代著名画家黄宾虹(1865-1955年)有云:“书画同源，贵在笔法。”汉字书法艺术的各种表现技巧被文人画家应用在绘画艺术创作中，在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绘画技法的基础。

　　“蜗身兽纹簋”，西周早期(公元前1 1世纪),高14.7cm，口径18.4cm,上海博物馆藏

　　以绘画为业的画工乃至“画师”，即便画艺高超，精神上仍是不自由的，受制于他人意志的支配。他们工于满足顾主意愿，描绘一般世俗和宗教场景，写山水人物花鸟鱼虫，主要作为装饰。相反，社会地位较高、将绘画作为一项学术活动，或是兴趣、消遣和游戏的文人画家却享有更大的表达自由——绘画的目的不是模仿客观世界，对他们而言，描绘首先是为了抒发胸臆，心灵先于自然而存在，绘画中的“山水”并非自然风景的机械重现，而是结合了精神与自然的统一体。从事高雅绘画的人一般都是饱学之士。

　　事实上所有后世文人都是先贤思想的追随者、领悟者、阐释者和实践者。孔子《论语》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之说，经后世的儒学家反复阐释，将道德和个性取向与对自然景物的审美倾向联系起来，中国封建社会文人主动选择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亦或退隐江湖，都会受到道德的评判。这虽非直接针对绘画，却对后世绘画美学产生  

　　谈的是哲学，同时也被看作是一部足以指导艺术创作的精练的画论。因为无论哲学还是画论，都以“道”为论述的中心话题，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都是非常深刻的经典语录。

　　另一位堪称中国画家集体“精神导师”的古代圣贤是庄子(约公元前369-公元前286年)。他认为真正的画家与那些拘谨、斤斤计较于礼节的“众史”不同，应该自由自在、听任自己的性情发展。庄子的著作中不只一次地表达过这种思想：“天地有大美”(《知北游》)，应“顺任自然”，“虚静”、“凝神”都是他提倡的艺术创作心理。庄子还讲过一个“解衣盘礴”(《外篇·田子文》)的故事：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宋国的国君请一些画家到他的宫殿作画，受邀的画家大多因受宠若惊，行为拘谨地恭立一旁。唯有一名画家放松自如，不拘礼节，不仅迟到，而且例行公事地行过礼后，便回到自己的住处。宋国的国君派人去观看，见他解衣裸身，盘腿而坐。宋国君主说：“好啊，这才是真正的画家！”

　　道家推崇素朴之美，反对雕琢、绚丽。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庄子也有相似的言论，认为“五色乱目”(《天地》)，“故素也者，谓其无所与杂也”(《刻意》)，强调“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天道》)。老、庄摈除“五色”、推崇素朴以及“解衣盘礴”的思想，启示了代表中国绘画最高境界的水墨写意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