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末到元代，两宋时期文人墨客及画家在宫廷备受恩宠的时代结束了。出于政治功利上的考虑，统治者意识到尊儒重道势在必行，并积极搜访类似于赵孟頫那样的“遗逸”作为点缀，但大多数诗人、画家、学者仍离开杭州，迁移到苏州、扬州等地生活。元四家基本上是远离是非之地的，即便如此，其中的王蒙、倪瓒仍不幸受到官场事变的牵连，死于非命。政治上的压抑、文字狱以及龌龊的宫廷权术，使知识分子的心境继续朝内向性发展。梅、兰、竹、石（菊）作为专门的科目被反复表现，显然意在张扬这些意象的特殊文化内涵——兰、竹象征清高，梅、石象征品格和意志，或将它们人格化，称竹为“君子”，兰为“美人”。苏轼看似随意地书写竹子、枯木和怪石，宋代哲学家朱熹评论说：“苏公此纸，出于一时滑稽诙笑之余，初不经意。而其傲风霆、阅古今之气，犹足想见其人也。”

    梅、兰、竹、石（菊）成为文人画的主题，如同山水画所发生的，同时意味着绘画趣味的历史性转变。同在唐、宋之际，花鸟画与山水画形成独立的绘画门类，而题材则广泛得多。有美术史家认为，花鸟画甚至早于山水画而肇始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文化以植物和动物为母题创作的图案。唐朝被记载能画花木禽兽者计有八十余人，其中不乏专门画花画鸟之人。花鸟画曾经是体现宫廷趣味的重要载体，五代（907－960年）宫廷画家黄筌（903－965年）以工笔重色完成的作品代表了这种类型。久居禁宫的黄筌侧重于描绘皇家的珍禽异兽、奇花怪石。与他同时代的徐熙（生卒年不详）则厌恶奢侈颓靡的风气，喜徜徉于江湖柳絮间，擅以淡色和墨笔写汀花水鸟、鱼虫果蔬。相同的是，无论被评论为“富贵”的黄筌，还是“野逸”的徐熙，都十分注重写生 。黄筌和徐熙的真迹已不多见，在画院兴盛的宋朝和明朝，黄筌创立的“黄体”为宫廷画师沿袭和发扬，徐熙的风格则为在野的画家继承和发展。仔细观摩这一时期的花鸟画，可以感受到与五代及北宋时期的山水画一样，这些以描绘微观物象为宗旨的图像也将我们引向了“自然神学”的崇高境界。关于这一点，《宣和画谱·花鸟叙论》中的一段文字表达得极为真切：花之于牡丹、芍药，禽之于鸾凤、孔翠，必使之富贵；而松竹梅菊、鸥鹭雁鹜，必见之幽闲。至于鹤立轩昂，鹰隼之击搏，杨柳梧桐之扶疏风流，乔松古柏之岁寒磊落，展张于图绘，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

潘天寿《松石梅月图》（329cm×149cm），潘天寿纪念馆藏

潘天寿《赠海燕墨兰》横幅（33cm×126cm），1944年作，私人收藏

    专业画的精工花鸟画并未停止发展，尤其在宫廷画院，严肃认真地为花草鸟兽传神写照，仍是画家孜孜以求目标。专画梅、竹石、兰花、葡萄等，尤其多用水墨，使之成为了独立画科，也是文人画的一个显著现象。《宣和画谱》说：“有以淡墨挥扫，整整斜斜，不专于形似，而独得于象外者，往往不出于画史，而多出于词人墨卿之所作”。如苏轼、文同。文人不愿画工那样匍匐在自然物象面前，认真描摹研习，对画院盛行的“黄体”肯定是不屑的，所选择的对象，除了便于象征和借喻，通常在形似上要求并不严格，如怪石枯木之类，更为施展他们的所长——即言辞思辨和将书法入画法——提供了条件。比之山水，花鸟画更容易用以演示文人所宣扬的“墨戏”，而且也更适合在同一幅面中结合诗、书、画、印“四绝”，全面展示其才能。仍有一类画家，身份介于宫廷画师与文人之间，他们或许欣赏文人画的高雅，但又沉浸于写生获得的自然真趣，元、明两代不乏排斥色彩但仍较工整的“水墨双钩”（也称“兼工带写”）的作品，元朝王渊（生卒年不详）、明朝边文进（生卒年不详）、林良（1426－1495年）以至“吴门派”沈周、文徵明、唐寅等人的花鸟画大多属于此类。

    元代以水墨为主体的梅竹和花鸟写意画非常突出。显然，对不得不远离现实政治事端的文人士大夫来说，徐熙“野逸”的花鸟画能给他们的身心带来些许安慰。元初赵孟頫和元四家中的王蒙、倪瓒和吴镇，都是写竹石的高手。宫廷奎章阁鉴书博士柯九思以其画的墨竹定义何为“文人雅事”。农民出身的王冕（1287－1359年）科举不第后隐居故里，称“梅花屋主”，所作墨梅，墨色清新，极富天趣。而被认为完成花鸟画从古典向文人画趣味转变，对近世“大写意”水墨画最具启示性的，是明朝中期崛起的诗人、画家和剧作家徐渭。

徐渭《墨葡萄图》（116.4cm×64.3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徐渭（1521－1593年），字文长，号天池，又号青藤，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年轻时所写的杂剧《四声猿》曾深得明朝大剧作家汤显祖的赞许。徐渭一生潦倒，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多次应试未第，一度精神失常，以致误杀妻子而被捕，出狱时已届暮年，至73岁时去世，真正的艺术生涯仅十余年。他曾赋诗道：半生落泊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买，闲抛闲掷野藤中。徐渭的花鸟画和书法，世称“青藤体”，吸取宋、元及沈周、林良等的长处，一反吴门派文人画恬适闲雅的意趣，而直抒激荡不平的心情，大胆突破客观物象形质的局限，赋予物象以强烈的个人情感。作品或缘物抒情，或借题发挥。以狂草般的笔法纵情挥洒，形象脱略形似，纵横睥睨，墨色滋润淋漓，奔放流动，充分发挥了生宣纸的晕渗效果。现存作品如《牡丹礁石图》、《墨葡萄图》、《墨花图》等，都笔酣墨饱，淋漓尽致。清代书画家、“扬州八怪”之一郑燮（郑板桥）看见他的画，大为赞叹，曾用“五十金易天池（徐渭）石榴一枝”，还刻了一方“青藤门下走狗”的印，以示对他的仰慕。近代齐白石提及徐渭，也说自己恨不得早生三百年为“青藤磨墨理纸”，表达对他的无限尊崇。徐渭近似于狂草书法的水墨大写意，对清代大师级画  家朱耷、石涛、扬州八怪、近代画家吴昌硕、齐白石等人的画风，都极具启发意义。

徐渭《牡丹礁石图》（120.6cm×58.4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