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宫廷内第一批外籍画师，曾受命绘制过多幅油画肖像。乾隆帝弘历曾命宫中选少年奴仆，随洋人学油画技法。现存满族画家五德的纸本油彩山水画，便是这一时期中国画家的油画作品。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外交往较前频繁，西方的宗教绘画和商业性绘画更多地进入中国，西方绘画对中国绘画的影响也较前显著。但真正掌握西方绘画技法的中国画家，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同治年间（1862－1874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在上海徐家汇土山湾设立孤儿院，向收养的孤儿传授各种技艺，其中的图画馆传授西方绘画技术。孤儿长大离院，把油画技法带到社会。清末民初活跃于上海的周湘、张聿光、徐咏青等人，都出自土山湾孤儿院图画馆。与此同时，一些中国文人到了欧洲各国，亲眼看到西欧画家的精心杰构。清晚期曾出使过英、法、意、比等国的薛福成（1838－1894年）1890年在巴黎参观蜡人馆和油画院后撰写的《巴黎观油画记》被广为传诵，近代思想家康有为（1858－1927年）也撰文《意大利游记》，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给予极高的评价。中国知识界通过他们优美的诗文，初次了解到与中国传统绘画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绘画。

郎世宁《慧贤皇贵妃像》挂屏，油画（53.5cm×40.4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对新的绘画样式产生兴趣的中国画家，往往从摹绘油画印刷品入手，并使用各种代用颜料、油料，绘制基本上是中国传统风格的油画作品。直到出洋学画的青年陆续回国，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最早出国学习油画的广东画家李铁夫（1869－1952年），于1887年到美国，曾受业于沙金（J.S.Sargent ，1856－1925年）。最早到日本学画的李叔同（1880-1942年），于1910年学成回国，随即在天津、杭州和南京从事美术教学，他首倡石膏模型和人体写生，并在学校中组织洋画研究会。

 张大千《幽谷图》（269cm×90cm），1965年作

   辛亥革命以后，出国学画的人渐多，他们的去向主要是欧美和日本。较早去欧、美学画的有李毅士、冯钢百、吴法鼎、李超士、方君璧等人，后又有林风眠、徐悲鸿、潘玉良、周碧初、庞薰琹、颜文梁、常书鸿、吕斯百、吴作人、唐一禾、周方白、吴冠中、吴大羽、赵无极、朱德群等。中国留学生初到西欧时，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已在画坛取得稳固地位，学院派古典主义虽有人支撑，但其影响已趋式微。留欧的李毅士、吴法鼎、李超士、徐悲鸿、颜文梁、常书鸿等人，提倡古典的写实主义美术。在日本，以黑田清辉（1866－1924年）为代表的新进画家，已经以印象主义的艺术观念改变了日本美术教育的内容。赴日学画的留学生有王悦之、陈抱一、胡根天、俞寄凡、丰子恺、陈之佛、傅抱石、王济远、关良、许幸之、倪贻德、卫天霖、王式廓等人。由于日本不像法国那样具有深厚的油画艺术传统，所以留日画家在艺术上普遍倾向于印象主义以后各流派。留学生归国后，通常都以美术教学为职业，通过所在的学校，传播自己的艺术思想和绘画技法。

   徐悲鸿（1895－1953年）、刘海粟（1896－1994年）、林风眠（1900－1990年）这三位曾留学海外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既是杰出的油画家，也是20世纪的中国画大师，对中国现代绘画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远影响。1912年，17岁的刘海粟在上海创办图画美术院，1919年将其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这是中国正规美术学校的开端。20世纪20年代，中国第一所国立美术学校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第一所高等美术学院杭州国立艺术院，以及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私立苏州美术专科学校等相继成立，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和颜文梁（1893－1988年）曾主持这些学校的教学，他们不同的艺术主张，使这些学校的教学各具特色。

林风眠《裸女》油画，1934年作

徐悲鸿《箫声》油画（ 4 8 c m ×35cm），1926年作

   曾在巴黎美术学校受过学院派绘画训练的徐悲鸿是一位写实主义者。他尊崇坚实的素描基础和严谨的造型技巧，注重客观存在的第一性，强调现实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他主张融合西方古典写实主义艺术的技巧，对传统中国画加以改良；另一方面，结合徐悲鸿的绘画实践也可以明显看出，他同时将中国绘画的某些情感元素揉入到自己的油画创作中。与精于诗、书、画的艺术家李叔同的作品类似，徐悲鸿的油画具有浓重的中国情调，尽管运用西画的技巧，这两位大师作为中国传统文人的素养并未荒废，相比之下，徐悲鸿用宣纸和水墨创作的中国画《愚公移山》及《九方皋》，由于使用了真人做模特，显示出其学院派艺术背景，与人们熟知的文人画并列，尤显得振聋发聩。同样的情形也见诸他广受称赞的奔马图，与唐朝韩作品中的“夜照白”那类宠物马不同，徐悲鸿所画的马宛若野性未脱的运动健将，后者对马的塑造显然是以解剖学为基础的。比徐悲鸿小一岁的刘海粟在20世纪30年代也来到法国，但令他心仪的，是古典艺术中具有浪漫精神的画家以及欧洲美术史所称“后印象主义”的绘画。他热衷于临摹提香、伦勃朗、德拉克罗瓦以及凡高、塞尚等的作品，但在其后的艺术创作和教学中仍显示了兼容并包的气度。刘海粟旅欧归来后的一批作品堪称中国油画史上的杰作，他晚年的泼墨及泼彩画，与其说是汪洋恣肆的文人性情的复归，不如说是他所特有的对绘画潮流的敏感和敢为天下先的性格的最终表达。性格温和的林风眠，曾在法国第戎、巴黎美术学校学画，他既受过学院派绘画的薰陶，也吸收了印象主义、野兽主义的艺术影响。林风眠毕生思考的，是在绘画上找到一条“中西调和”的途径，他的所有作品都可以视为体现这种思想的实验品。他的中后期绘画几乎都是在宣纸上完成的，但找不到一幅单纯使用文人画技法的，色彩和形式经常成为画面的主题，西画要素似乎起支配作用；与此同时，每一幅画中都保留着中国化的具象内容，从古装仕女、戏曲人物，到启发我们联想的山水、花鸟，由此带来中国水墨与西画“色调”、书法线条与西画“形式感”的相互转换和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