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邓小平生前对教育领域的一系列政策和改革，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1977年恢复高考，改变了中国几代人的命运。邓小平关于教育的一些指导语录，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教育的进程。

　

一、建国初期开创西南教育事业：“西南人才缺乏，必须迅速创办民族学院”

新中国成立后，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同志，全面领导西南地区政权建设、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1950年，就与刘伯承同志一起创办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学。邓小平同志经常抽空到西南革大与师生座谈，作形势报告，过问教学计划，并要求党政军领导关心支持西南革大工作。他还认为，“西南人才缺乏，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迅速创办民族学院，吸收一些青年进民族学院深造。”西南革大及其6所分校在1950-1953年间共培训干部近十万人，为西南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输送了大批骨干力量，同时也为旧教育制度改造和新中国教育发展积累了经验。

在贯彻中央关于对旧教育事业接管改造工作方针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始终强调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1950年曾指出，现在对城市经济工作、工厂工作的重要性已经普遍认识到了，但对学校工作的重要性还缺乏认识。1951年，他还指出：“学校教育工作搞不好，关系重大。”针对当时学校某些不信任、不尊重教师的倾向，邓小平同志指出：办好学校，关键要依靠教师，要充分相信、团结、依靠和尊重绝大多数教师和知识分子，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二、五六十年代提出：“科学教育水平并不决定于数量，主要是质量”

1952年，邓小平同志调到中央工作，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积极参与中央教育宏观决策，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提出过非常重要的主张。1952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必须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教育计划要与国家经济建设密切配合。1954年，在政务院两次政务会议讨论教育工作时，他都提出要加强学生纪律教育，普遍提高教师、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反对搞平均主义。1956年党的八大后，邓小平同志提出要通过教育，培养大批各方面建设人才，提高广大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和觉悟。

1958年，针对各地“教育大跃进”、不顾客观条件而大办学校的现象，邓小平同志在主持中央书记处讨论教育工作时作了重点发言，“我们的方针是，一要普及，二要提高，两者不能偏废。只普及不提高，科学文化不能很快进步；只提高不普及，也不能适应国家各方面的需要。”到了六十年代初期，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简称"八字方针")，邓小平同志在1961年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重申，科学教育水平并不决定于数量，主要是质量。他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对教育部"高教60条"文稿进行逐条讨论和修改，该文件同年经中央政治局通过。根据中央的精神，教育部随即拟定了适应调整时期需要的比较全面的教育法规性文件。此后，学校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学生学习质量明显提高，学术研究开始活跃，一批质量较高的教材陆续编印出版，教育调整工作收到了实效。

三、“文化大革命中”复出整顿教育：“25年发展远景，关键是教育部门要培养人”

　1973年3月，中共中央恢复了邓小平同志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整顿教育，核心是重新确立教育在国家经济建设和现代化中的基础地位。他在听取科学院工作汇报时又指出：“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邓小平同志多次指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工作的大局，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处在基础地位，教育工作关系到整个现代化的水平。他说：“25年发展远景，关键是我们教育部门要培养人。科学研究工作后继有人问题，中心是教育部门的问题。”他主持领导的全面整顿工作是在“四人帮”干扰破坏的情况下进行的，1976年被又一次错误地打倒。但是，邓小平同志主持全面整顿工作中显示出的胆识和魄力，赢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的信赖和爱戴。　

四、“文化大革命”后为教育系统拨乱反正：“‘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极“左”思潮还远未被清算。1977年4月，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5月又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他自告奋勇地提出分管教育和科技工作，实际上就是要把推翻教育界的“两个估计”作为拨乱反正的突破口。他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　

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非凡胆略和科学态度，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区，彻底否定“两个估计”，肯定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全国各地教育界以及各单位知识分子的大量冤假错案被陆续纠正平反，使教育系统成为当时全国最早拨乱反正的战线之一。1978年，邓小平同志坚决支持和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是“扳不倒”的，使当时围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不断深入，成为年底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准备，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五、全面恢复高考：“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1966年到1976年，高考制度已被废除了十年，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广大群众非常不满。邓小平同志在正式复出之前，就开始筹划改革高校招生考试制度问题。1977年复出后，一批老教授和老科学家在一次座谈会上强烈希望改革高校招生制度，邓小平同志明确表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10月，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务院很快就批转了文件，宣布当年恢复高考。1977年冬天，570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十年之久的考场。当年全国高等学校录取新生27.3万人；1978年夏天，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此外，1978年共有6.35万人报考研究生，共录取1.07万名研究生。恢复高考制度，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标志，标志着我党确立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正确方向，改变了当时年轻一代的沉闷的精神状态，调动了亿万青少年学习知识的积极性，广大教师也精神振奋，整个教育界的风气和社会风气为之改变。

　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教育要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革命理想的社会主义一代新人，尊师重教。他亲自部署恢复整顿教育秩序、提高教育质量的工作。同年，教育部重新颁行了关于高等学校、全日制中学和小学的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恢复了教材编审体制和出版发行办法。在邓小平同志亲自指挥下，教育发展步入了正轨，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

六、改革开放新时期：“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作为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我国教育重大问题作出的深刻阐释，逐渐形成了邓小平教育理论体系，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世界经济、科技竞争的形势和我国经济实力薄弱、资源不足、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我这里说的关于教育、科技、知识分子的意见，是作为一个战略方针，一个战略措施来说的。从长远看，这个问题到了着手解决的时候了。”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时再次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　

邓小平同志从来不是就教育论教育，而是始终从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命运的高度重视教育。他提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他坚持“教育事业，决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各级党委要认真地作为大事来抓。各行各业都要来支持教育事业，大力兴办教育事业。”要求“国家计委、教育部和各部门，要共同努力，使教育事业的计划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1986年曾预计到本世纪末，“拿出国民生产总值的5%办教育，就是500亿美元，现在才七八十亿美元。”1988年，又再次提出：“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战略思想，对各级政府确立教育战略地位、不断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七、在改革开放的总体布局中：“要建立学位制度，也要搞学术和技术职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教育界呈现一片生机。但是，教育体制还存在着许多不适应现代化需要的问题。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越来越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性任务。1984年，邓小平同志多次对教育体制改革构想和方针政策问题提出重要意见。1985年，他重申“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同年5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了重要讲话，“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我看是个好文件。现在，纲领有了，蓝图有了，关键是要真正重视，扎扎实实地抓，组织好施工。”系统地论述了教育的重要战略地位，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　

在加快教育事业发展和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进程中，邓小平同志特别重视教育的法制与制度建设。1979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示“要建立学位制度，也要搞学术和技术职称。”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成为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教育法律，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依法办学的新阶段。在邓小平同志亲自指导下，1986年，六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义务教育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国人大或常委会陆续审议颁布了《教育法》等法律，国务院还颁布了一系列教育行政法规，此外，其他现行法律法规中涉及教育的条款达到200多项，我国已经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邓小平同志还高度重视教育督导工作，恢复了督导制度。

八、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要加强各级学校的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育”

邓小平同志站在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高度，反复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处理好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造就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积极倡导，“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品德，要从小开始培养。”

为了完善新时期党的教育方针，邓小平同志从教育事业必须与国民经济要求相适应的角度出发，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978年，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的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组织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作出重大贡献。1995年，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内容，被列入《教育法》第五条，成为国家教育方针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改革开放时期各种社会思潮，1986年，邓小平同志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他要求“要加强各级学校的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育，包括人生观教育、道德教育。”1989年前后，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深刻地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九、尊师重教：“要研究教师首先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制度”　

邓小平同志全力呼吁要造成全党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空气，努力为教师创造必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他反复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人民教师是培养革命后代的园丁。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应该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我们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

在相当长时间里，我国中小学教师的物质生活待遇和社会地位偏低，邓小平同志要求有关部门“要研究教师首先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制度。要采取适当的措施，鼓励人们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特别优秀的教师，可以定为特级教师。”在提出恢复大学教师职务制度的同时，实行中小学教师职务制度。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大中小学及幼儿教师代表1.5万人，并与部分教师座谈。1985年，我国规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全社会尊师重教逐渐蔚然成风。

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改善教师的生活待遇，切实为教师队伍建设办实事。提出，“对于终身为教育事业服务的人，应当鼓励。”“对于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大张旗鼓地予以表扬和奖励。”邓小平同志对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改善教师和知识分子的待遇，心情是十分迫切的，他呼吁“各级党政负责同志，要经常深入学校，倾听广大师生的意见和呼声，为他们排忧解难。”“我们不论怎么困难，也要提高教师的待遇。”他多次表示，“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这些质朴深邃的话语，始终牢记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一直在关心着教育战线的广大师生员工，甚至对办好师范教育、加强在职教师培训、提高教学业务水平、安排生活困难教师补助、解决教师两地分居、教师住房、办好学校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等具体问题，也都作过明确的指示。通过《教师法》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同时，在教师内部建立激励和奖励机制，对教师住房采取优先优惠政策，使全国城镇教职工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大幅度增加。这一切都充分说明，邓小平同志的身体力行，对调动广大教师献身事业报效祖国的积极性，逐步形成尊师重教社会风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十、1983年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1983年国庆节，邓小平同志在景山学校成立20周年之际题写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题词。“三个面向”是邓小平同志对全国教育事业发展与改革提出的卓有远见的战略部署，是我国教育深化改革和健康发展的指导思想，也是邓小平教育理论的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就是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同志认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培养“四有”新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证，因而也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根本目标，必须使教育结构、教育方法、教育内容、教育手段以及教育体制能够主动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邓小平同志曾就各级各类学校发展比例、调整专业设置、安排基础理论课程、进行教材改革、发展电化教育、提高教学质量等，都作过明确的指示。　

教育要面向世界，就是要求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既立足国情，也放眼和追踪世界。要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立足本国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专门人才，注意吸收人类文明先进成果。邓小平同志1977年指出：“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专门指示“要进口一批外国教材(自然科学的)，要结合本国的国情编写教材”。他还强调指出，“把尽快地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作为我们科学、教育战线的重要任务。”他要求请外国著名学者来华讲学，赞成设立博士后流动站。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留学生“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多次提出，“人是最宝贵的财富。我们有几万名留学生在国外，这是财富，要争取他们回来。我们要加强同他们的联系。”近20多年来，我国共派遣留学人员70多万人，目前回国留学生已超过20万人，还有大量留学人员以不同方式为国服务，在各行各业为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同世界上150多个国家建立了教育交流与合作关系，与国际组织的教育合作也非常活跃。　

教育要面向未来，就是要求教育既考虑当前，更着眼长远。因为教育周期比科技开发和经济活动的周期都长，直接影响着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教育必须有前瞻性，能够应对未来挑战。邓小平同志把国家未来和民族命运始终寄托在青少年儿童身上。1984年，邓小平同志在视察上海少年宫时说：“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1985年，他指出：“现在小学一年级的娃娃，经过十几年的学校教育，将成为开创二十一世纪大业的生力军。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1990年9月，邓小平同志为“希望工程”题名。1992年6月10日和10月6日，希望工程收到了署名“一个老共产党员”的3000元和2000元两笔捐款，都是救助广西百色地区失学儿童的。经工作人员多方查找，终于发现这位“老共产党员”就是邓小平同志。他不仅从战略高度指导着中国教育工作，而且在退休后还关心着祖国下一代，从自己的稿费中省出一些钱支持教育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