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上午9时30分，两架军用运输机腾空而起。233号装载21箱文物，由郭莲峰、易价、秦铭新三人押运，当日下午4时到达台北松山机场，文物暂存国立编译馆。306号飞机装载17箱文物，刚一升空就发生了机械故障，但当时机场形势已十分危险，无法降落，于是改飞昆明，第二天由昆明飞海口，12月1日下午由海口飞抵台北松山机场。12月2日中午，全部38箱文物存入了台中糖厂仓库。

在机场运送这批文物时，一个河南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没有。等文物到了台湾，不仅河南博物馆的人来了，连本来跟博物馆一点关系也没有的河南人也来了，并自说自话地成立了一个"河南文物监护委员会"，要接管这批文物。运文物来台的教育部只好答应由他们推举一人来管理，因为当时在机场没有清点造册，现在要把这个工作补上。没想到由于日军入侵，文物从开封匆忙撤退，包装过于简单，加之十多年舟车辗转，根本没有机会清理，其中大部分的陶器和铜器都已经破损，图书档案也有不同程度的霉烂现象。最可惜的是，因为启运时太过慌乱，许多甲骨上的腊板没有取下，如今，腊板早已霉变，伤及了这部分甲骨。

这批文物一直由后来成立的"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代为管理，1956年3月，台湾"国立历史文物美术馆"即现在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前身在台北成立。经在台的河南籍人士同意，这38箱精品文物移交该馆。可以说，如今的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就是在这38箱文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第七次迁移:最后的飞离

12月9日，成都新津机场，国民党当局一批政府官员--"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政务委员"陈立夫以及"教育部"部长杭立武--即将从这里撤离大陆，前往台湾。

飞机还没起飞，一帮人等候在机场上。别人还好，唯独阎锡山表现奇怪。他随身携带着两口箱子，一口被他坐着，另一口放在手边，神情恍惚，身体微摇。杭立武一到机场便发现了阎锡山的反常，但他以为那是因为"行政院长"正陷入自己的去国情思之中，因而没作他想。直到朱家骅和陈立夫把他叫到一边，几句话一说，杭立武才知道，原来阎锡山的箱子里装的是黄金！而机场上的政府要员们，都正在为阎锡山的黄金犯愁--飞机小，人多，本身就已经超载了，如果阎锡山还要带上他的黄金，大家性命堪忧。但阎锡山此人，自辛亥革命组织太原起义，至1949年逃离大陆，长期统治晋绥一带，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人称"山西土皇帝"，想要劝他在这关键时刻放弃黄金，实属痴心妄想。

杭立武与阎锡山关系一向亲厚，朱家骅和陈立夫便把劝说阎锡山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杭立武想半天，想了个主意出来，由他、朱家骅、陈立夫三人共同签字给阎锡山写一封保证书，只要他肯放弃这两箱黄金，到台北后由他们恳请蒋介石照原数补给他。

这书生气十足的建议马上被朱家骅否决了。

三人商议半天，没有结果。一筹莫展之际，一个谁也没想到的人--张大千--突然来了，带来了新麻烦。

张大千乘坐的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的座车。车子开得极快，风驰电掣冲进机场。车未停稳，张大千便跳下车来，径直走到杭立武面前说，他带来了78幅敦煌临摹壁画，要求与这批画同机撤离。

张大千的请求遭到朱家骅等人的拒绝，说飞机已经超载了，你那画又不只是几张轻飘飘的纸，那么重，还要加上一个你，怎么可能？

但杭立武知道，这78幅敦煌临摹壁画虽非古物，其价值并不低于真正的古物。他想要带走这批画，但眼前这架飞机的确再也载不下一个人和78幅画的重量了。朱家骅和陈立夫对杭立武说:"保护文物是你的责任，你要履责，我们不反对。你去说服阎锡山丢下黄金，把张大千和他的画带走吧。"

民国末期，通货膨胀，纸币如废纸，政府官员的薪水都以黄金代替，阎锡山的金条也部分来源于此，想要让他丢下绝无可能。而且此去台湾，前路茫茫，谁也不知道将来的景况，非要让人丢下活命的保障，也属过分。

然而，杭立武毕竟非一般人可比，他转身从飞机上拿下了自己的行李，对张大千说:"这里有二十几两黄金，是我的全部积蓄，现在我把它丢下来，运你的画去台湾。但是，我有一个条件，这个画将来不属于你，你要捐给故宫博物院，捐给政府。"

张大千满口答应。

杭立武又说:"口说无凭，你要立个字据。"

张大千从身上摸出一张名片，当场在名片上写下了今后将画捐给故宫博物院的凭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