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家，整洁安静，比我想象得要简陋得多。

书房和卧室的书架上，摆满了他自己写的和别人写的书。客厅里，也和很多普通人家一样，用一个博古架把会客区和餐厅区隔开。我细细打量这所谓的博古架，上面摆着的物件寻常且过时，甚至还有一瓶绢花放在上面。

这是不寻常的。

所以，当他吃过早饭，挪动着患病后不方便的腿脚走向我，并为我的等待表示歉意时，我的问题冲口而出：柴老，你搞了一辈子文物，这家里怎么没件古玩呀？

因为他不是别人，他是柴泽俊———山西古代建筑研究第一人，负责过永乐宫搬迁管理和施工，主持过晋祠圣母殿修缮工程、五台南禅寺修缮工程、去台湾鉴定并迎回灵石资寿寺十八罗汉头像、独自拿出布达拉宫修缮方案，在山西这个全国文物大省当了12年古建筑研究所所长、当了8年山西省文物局总工程师的柴泽俊。

他把手一摆，淡淡一笑：“文物干部都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自己家里不能有文物。要说拿文物，就是我拣个你们眼里的烂东西都是好的，我认识呀，但咱不做那事，这是搞文物的禁区。”

人们总会对坚持职业操守的人产生敬意，尤其当他每天面对的是价值连城的宝贝。我更好奇的是：这份鉴宝的眼力是怎么练出来的？有没有什么秘笈传承？

他哈哈大笑：“哪有什么秘笈？我是个初中只上了三个月的高小毕业生，我研究东西也好保护东西也好，下了很多苦工夫，工作50多年，从来没有过过什么礼拜天节假日……”

话匣子就此打开———

1954年，在太原大营盘等活干的年轻人

我是临汾人，我父亲是从山西大学堂毕业的，我还记得有块学校奖给他的牌子，上写“六榜第一”，但他29岁就故去了，我当时只有两岁半。

家境困难，我刚读到中学就失学了，就一直想出来找点事情干。1954年，我20岁了，背个铺盖到了太原，每天一大早就到大营盘沙河桥上等活。有时候一天能挣8毛，有时候一天能挣1块。并州路边有很多饭摊，买一碗高梁面就是一顿饭，一天还得花两毛钱店钱，睡大通铺。

9月，父亲的同学徐德俊介绍我到晋祠文管所打临工，那儿当时正翻修献殿，我在工地干的是拉砂、筛灰、拌灰这些重体力活。

苦不苦？当然苦，可从来没想过“咱回家吧，回到临汾咋也有地种有饭吃”，我就觉得，人的一生如果不在青年时期受一点苦、见一点世面、学一点真正的知识，一生都会无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