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90周年之际，红歌、红色影视剧火爆当前文化生活。6月中旬上映的献礼片《建党伟业》，也红遍大江南北。其首日票房约2000万元，虽然低于之前的商业大片《唐山大地震》和《让子弹飞》，但却是近期市场上的重头戏，票房力压居于次席的《功夫熊猫2》。

在红色文化的潮头中，《建党伟业》风头盖过了《功夫熊猫2》，也是颇有文化意味的现象。尽管从5月份开始就有多部献礼片上映，如中宣部、广电总局推荐了《惊沙》、《大太阳》、《歼十出击》、《秋之白华》等28部献礼片，但除了《建党伟业》以外，其他的献礼片都如石沉大海。而据有关院线人士分析，《建党伟业》属于长跑型的选手，耐力比较足，这将使它的后期票房有大幅增长。

为什么《建党伟业》可以一枝独秀，避免了主旋律在电影市场上无人问津的常态？

其实，这种状况早在2009年《建国大业》上映时就已显现。主旋律电影在与商业片的角力中，此前唯有《建国大业》取得成功。《建国大业》取得首日票房1500万元、总票房4.2亿元的佳绩。这部中国电影集团出品的国庆60周年献礼片创造了当时国产电影的最高票房，从而打破了主旋律没有票房的惯例。而从目前《建党伟业》各个方面看，都有超过《建国大业》的趋势，成为主旋律电影史上的No.1。

这样两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成功，一方面说明主旋律可以获得主流观影群体的认可；另一方面也说明主旋律与商业大片可以有完美的嫁接。青年学者张慧瑜认为，与通常意义上的主旋律、献礼片不同，这两部电影可以看作是新世纪以来在中国电影产业崛起的背景中出现的主流商业大片。

红色影视剧崛起的文化逻辑及其历史线索是怎样的？主旋律影片曾经的面貌是什么样的？主旋律影片又是怎样走向商业大片的？

结合《建党伟业》和红色影视剧近30年来的沉浮，本报记者与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学者张慧瑜展开了一场对谈。

主旋律影片与商业片：曾经难以逾越的鸿沟

《法治周末》：在谈论红色影视剧大热的现象前，我们先回溯一下它的血脉。今天大家所熟悉的“红色电影”或“主旋律”，是一种对特殊电影的命名，这种命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张慧瑜：这个命名本身来自于对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商业娱乐片大潮的回应，在50年代到70年代并没有主旋律的说法，只有在80年代才出现了主旋律、商业片和艺术片的分类方式。1987年年初，中央发布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两个月后在全国电影制片厂厂长会议上率先提出“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有关部门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命名为“主旋律”，主要承担着讲述改革开放的主流意识形态功能。1990年代中后期才出现红色电影的说法，用来指称与革命历史有关的影片。

《法治周末》：作为对当时商业娱乐片大潮的回应，正统性与娱乐性的张力，让它们之间存在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也在所难免。这种关系的产生似乎与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有很大关系。

张慧瑜：是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旋律与市场、商业片之间就存在着难以弥合的裂隙。这种裂隙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观念转折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在新启蒙主义及“告别革命”的意识形态实践中，把中国近代史及其革命史叙述为一种不断遭遇挫折的悲情叙述，从而确立一种现代化的拯救之途。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讲述革命历史故事是为了论述革命的合法性以及意识形态的需要，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主旋律则在于，如何把那些经典的革命历史故事与新时期的文化价值建立一种有机的连接。

主旋律影片的三种叙事策略：悲情、苦情、煽情

《法治周末》：所以，既然要建立这样一种有机的连接，那么主旋律影片就要好好思考一下，怎样才能更好实现这种对接。既要区别于娱乐片，还要承担其政治功能。对此，你的分析是什么？

张慧瑜：如果简单回顾一下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主旋律创作，可以看出主旋律影片的几种叙述策略。第一种是把革命历史“史诗化”。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现了《开国大典》、“三大战役”、《开天辟地》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这些影片把建国、建党的历史不仅叙述为中国近代而且也是中国历史的“创世纪”，堪比“盘古开天辟地”。在这些全景式的“史诗”巨片中，凸显的是领袖们、伟人们的运筹帷幄、高屋建瓴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