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理学包括普通经济地理学、部门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地理学。方志所记载的资料对后两者研究的价值极大。
物产是经济地理的重要部门，方志对其记载颇多。如乾隆《长洲县志》把物产分为粳、糯、麦、粟、菽、蔬、溪毛、水实、花果等共27属。除了一般方志中均有“物产”子目之外，还出现了物产专志，如《南州异物志》。方志“物产”所载内容除农作物品种和种植方法外，还对其他物产情况进行记载。如前几年发现的《打牲乌拉志典全书》对打牲乌拉地方在清代二百多年以来采捕东珠、鲟鳇鱼、蜂蜜、松子等情况，记载的十分详细。因有些方志还记述了某特产的生产过程，若其已失传多年，如今要恢复再生产也是可能的。前些年，山西省永济县在恢复早已失传的《桑落酒》(宋代名酒)的生产时，就是从有关的县志、府志和省志中找到制作工序的。不过总的来看，“物产”目所载农业资料较多且较详尽。故解放后，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从全国八千多种方志中摘出数千万字资料，辑成《方志物产》和《方志综合资料》，各省、市也从各地方志中辑出类似的资料，如《上海地方志物产资料汇辑》、《江西地方志农产资料汇编》等。这些资料不仅对农业地理学的研究有极大帮助，而且对当前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实际使用价值。
　　水利和漕运也是经济地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因河川、湖泊之水是农田灌溉的重要水源，是古代经济主体——农业生产的重要保证。开渠引水，治理河流，防其旱涝，成为古代水利建设的主要内容。所以许多方志均有“水利”子目，特别是长江、黄河两岸各省府州县的地方志，水利史料极为丰富，如南宋范成大《吴郡志》“水利”篇(是该书内容最丰富的一卷)认为：“吴中治水之说多矣”，因“恐岁久无所考”，故“今得其说，取其要者著其后”。这些“要者”，有的记载了吴郡境内的重点水利工程“昆山塘”，有的论述了苏属与邻郡的水利形势，有的详论了全郡地形水流分布、洪水蓄泄，以及分治低田、高田的方法。甚至还出现了水利专志，如北宋单锷《吴中水利书》、明归有光《吴中水利纪》、明耿桔《水利书》等。其中《吴中水利书》价值极高，因其不象大多数方志只是材料的罗列或汇集前人的论述，而是通过对太湖宣泄不畅引起水田受淹减产的原因作了研究和调查，提出具体的治理措施，这在当时已是十分可贵的。
　　另一方面，河川、湖泊也是古代重要的交通要道，故方志在重视记载水利对于农田灌溉作用外，对漕运也很重视，特别是河流湖泊分布密的地区，其方志对水利和漕运均有记载，如《丹阳县志》载：“丹阳邑，乃江浙漕艘必由之路。而禁城一带，地势最高，水不能聚。查县志，西北有练湖，广袤四十余里，湖有上下两名。下湖贴近运道，但隔一堤。上湖仰受长骊诸山八十四流之水，由中硬石闸以入下湖，专济运河之涸。惟有山水聚发，溢则弥漫，止则竭乏；是以向设闸函关锁，便于潴蓄。冬春启闸济运，夏秋启函灌田；两省漕运转输，数万民田灌溉，实惟湖水是赖。其运河南北有奔牛、吕城、陵口、黄泥坝各处闸座，依时启闭，调济漕运，规画无不详备”。另外，《淮安府志·运河篇》、《扬州府志·河渠篇》等也详记了运河的开发、变迁、管理和利用。
古代漕运用水和灌溉用水也存在着矛盾，据光绪《山东通志·运河考》载：“今年(1737)五月间山东雨少，运河水浅，以致粮艘不能衔尾而进，沿途控浅起剥，甚费经营”。“临清以北，全赖卫水合汶济运，而卫水发源于河南卫辉府，至临清五百余里，沿河居民往往私泄，以为灌溉之用，每致运河水浅，粮艘难行”，“每年于五月初一日尽堵渠口，使卫水全归运河以济漕运，此历年遵行之成法也。今因日久法驰，卫水来源，小民不无偷放之弊，遂致运河水势长落不常，重运难以北上”。这些灌溉和漕运争利的丰富资料，对部门和区域的经济地理研究是很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