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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山上的帝王好恶

时间:2014/2/21 11:32:00 来源: 华夏经纬网 浏览量: 1480

据记载五台山上最早的佛寺是在汉明帝年间(公元58年--75年)建起的,其始建年代看来当与河南洛阳白马寺(公元68年建)属同一时代坐标。话说当时的古印度高僧摩腾与法

据记载五台山上最早的佛寺是在汉明帝年间(公元58年--75年)建起的,其始建年代看来当与河南洛阳白马寺(公元68年建)属同一时代坐标。话说当时的古印度高僧摩腾与法兰西来,见五台山形似天灵鹫峰,言及乃文殊菩萨住处,于是遂奏予汉明帝建寺于此,汉明帝乃允之。话是这样说,但汉明帝毕竟未曾亲幸于五台山。后世曾有人胡说:“周穆王时已有声教及此清山曼殊所居,穆王于中建庙祀之。”这干脆就是一种无稽之谈。世人皆知,创立世界佛教学说的佛祖迦牟尼其诞生的时早也不过公元前7世纪初,而我国西周最早王周穆王的在位时迟也当在公元前10世纪左右时。释迦牟尼比周穆王起码晚了二三百年,周穆王何以能在大约三千年前的五台山上就已为释迦牟尼建庙祭礼呢?

  

但据古《清凉志》的有关记述,说在公元471年至499年那个时期,北魏孝文帝曾经在五台山重新修葺寺院建筑,以至得使五台山上有了十二座佛寺。看来,这记载虽然可信,但是也常使人觉得蹊跷。人们不禁要问,五台山既然在汉明帝时其寺院数量才发展到十二座呢?不要说这中间经过了漫长的400多年,单以北魏帝王们开凿大同云冈石窟那种崇尚佛教的狂热去想象,作为文殊菩萨道场的偌大一处五台山,也不该400余年只建十二座寺院吧?这中间似乎有其它什么原因在其中。

  

果然,翻翻中国佛教发展史,原来魏的第三位帝王拓跋焘在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曾经下过一道让举国上下皆为震惊的毁寺废佛的命令。据说这位被称为“太武帝”的拓跋氏皇帝之所以一改信佛的习惯而让全国灭佛,其原因是听信了一位名叫崔浩的官吏和另外一位名叫寇谦之的道士的挑唆。五台山的寺院到北魏孝文帝时仅有十二座,原因可能即在此次灭佛。

  

另有资料表明,从魏孝文帝拓跋元宏再到北齐文宣帝高洋时,时间尽管也就是50余年,然而五台山的佛寺总数却已经骤然增加到了二百余座。拿古人的话讲,当时五台山的佛寺建造甚至到了一种“割八州租税以充香火之需”的程度。如若看一看北齐高欢、高洋父子在太原天龙山大造佛教石窟和在太原蒙山、龙山依山开凿巨佛偌大举动的话,那么,对这“二百余座”的数字,这自然也不会有什么疑义。

  

然而,谁又能想得到,北齐高洋之后,紧接首中国历史上竟然又出现了一位灭佛毁寺的皇帝,这就是北周武帝宇文邕。这位宇文邕在位时间并不算长,从公元561年至578年,满打满算也就17年的时间,但在其灭佛毁寺的严厉敕令下,五台山的佛寺几乎悉数被毁,而且强行让僧众全部还俗。北周静帝大定元年(公元581年)隋国公杨坚取北周而代之,建立隋朝,是为隋文帝,这个隋文帝不但出生在冯翊郡一座叫做般若寺的佛寺内,而且从小即由来自河东郡(今山西运城地区)的一位尼姑抚养长大。所以,他一拥有了天下,即下诏书在五台山的“五顶各置寺一所,设文殊像,各度僧三人,令事焚修”。这是五台山佛寺建造史上首开在五个台顶上建构佛寺的空前之举。不仅如此,到隋开皇十三年(以元593年)冬天时,隋文帝又遣亲使到五台山设斋祀佛,而且亲草疏书中诛笔伐北周武帝宇文邕。疏曰:“大隋皇帝佛弟子坚,敬白文殊大士。周武乱常,侮灭圣迹,致者无以开迷,智者无以入圣。联往植善因,寄兹昌祚,起废兴残……”从此可知,在隋文帝时五台山一有过大规模建造佛寺的活动。唐代初期至中唐“安史之乱”发生之前,李世民认 “五台山者,文瑰闷宅,万圣幽栖,境系太原,实我祖宗植德之所”>到武则天时,它不但敕命重建五台山清凉寺,而且敕寺的住持和尚感法师为掌管大唐佛事活动的最高长官。五台山寺僧的地位在当时国内佛教界达到了至高无比的境地,台内的佛寺数量竟多达360余座,是五台山佛寺建造史上数量最多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以一座名山计算佛寺最集中高的地方与时代。同时,五台山的固定居住僧人这一时期也达到了万人以上。甘肃敦煌莫高窟第61窟中至今完好保存着一幅唐末刻造的石刻《五台山图》,它产地记录了唐代五台山佛寺发展到鼎盛阶段时的壮丽情景。

  

许多人都知道,在崇尚佛教方面,隋唐两代的几乎所有帝王其热情事实上绝不比开凿云冈石窟的北魏帝王们差。可是殊不知其间竟也有例外,这即是唐会昌年间(公元841--846年)五台山历史上发生的第二次大规模的毁寺灭佛事件。有趣的是,前两次在中国灭佛毁寺的北魏北齐帝五都被称为“武帝”,而唐代这次灭佛寺的帝王则也被称为“武宗”。唐武宗李炎在位尽管只不过5年多时间,但其对佛教在当时中国的摧残也影响甚大。根据有关记载所述,五台山在此次大劫难中被毁佛寺足有十之七八。此后,从唐末五代直至宋初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宋、元、明、清各代后来虽时有复兴之举,但五台山寺院的规模与数量却终未再能恢复到唐时情形。

  

从汉魏至明清,把五台山描写得最精炼概括而又异彩纷呈的,以我之见,莫过于清初康熙皇帝的一段文字。是曰:

  

朕惟清凉山,古称文殊大士演教之区也。兹山耸峙于雁门云中之表,接恒岳而俯滹沱,横临朔塞,藩屏畿。其地风劲而高寒,层冰结于阴岩,积雪留于炎夏,故名清凉。然地虽寒,而嘉木芳草,蒙茸山谷,称灵异焉。五峰竦立,上矗霄汉,日月之在环,烟霞之亏蔽,苍然深秀,其为神阜奥区,盖自昔而已然矣。是以自汉迄今,历代皆有崇建,古刹精蓝,遍满岩岫。宇内称灵山佛土,最著者有三:峨眉、普陀、而五台为尤盛焉。

  

有如此精彩的认识,所以,在清初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帝王执政期间,整个五台山佛寺群落的复兴与建设就显得尤为显著。许多历史学家以为,这三们清帝对五台山的喜爱与看重,事实上并不亚于他们当时对承德避暑山庄的重视程度。据清廷大档记载,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曾5次巡礼于五台山,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则6次驻跸清凉圣境。康、雍、乾三位皇帝巡游五台山后所留下的诗作共多达百余首,这是其他几处佛教名山能比及的。

  

清初诸帝为什么对五台山这样钟情?过去许多民间传闻认为这和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出家到五台山当和尚有关,而其实并非如此。一些历史学家近年来经过多方面考证与研究,认为清衬诸帝的看重于五台山,当有两个原因。第一,正如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附近耗费巨资建千“外八庙”(皆佛教寺院”一样,其目的是为了利用宗教与蒙、藏地区的政教首领建立联系,以巩固清朝政府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与统一。又如康熙皇帝5次到五台山,其身边就都带着蒙古诸王,其真正用意就在于倚借五台山的佛教积淀以柔服或融合蒙、藏地区当时的上层统治者。五台山虽然在元代或再早一些时候就已有了藏传佛教的先声,然而,在五台山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真正大规模融铪共处并形成相当声势,则是在有清以后的200年时间中。

  

关于清初诸帝看重五台山的第二个原因,当是“曼殊”与“满洲”辞音相谐所形成的一种巧合。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三月上旬,乾隆皇帝以75岁的高龄第五次君临五台山,曾写过一首题曰《至灵鹫峰文殊寺即事成句》的七言律诗(此诗用汉、满、蒙、藏4种文字镌刻于汉白玉质地的四方碑石上,该碑现存于五台山菩萨顶大文殊院东院)。诗中末两句为:“曼殊师利寿无量,宝号贞符我国家。”诗后,乾隆皇帝加了自注。注释说:“曼殊对音即满洲。今卫藏呈进丹书均称曼殊师利大皇帝。竺兰宝号与我朝国号相符,用征亿万年无量福祚也。”原来,“文殊”又称“曼殊”,婵有王朝入关前的起兵发祥之地“满洲”二字几近相同。清帝将这种纯属巧合的事情看作天降祥瑞于大清,而这种祥瑞可能预兆在清江山会像文殊菩萨的无量功德一样,标志着满清将有亿万年的福祉而可延续不尽。显然,清廷在之里已经把文殊菩萨认作为在清的祖宗化身,公开评语铁和皇帝拉扯重叠在一起。民间传说五台山佛寺在清以后重修重建的过程中之所以用材制常常采用宫殿样式,不避忌讳,大量使用红墙黄瓦式龙凤图案,均与顺治这位入关后的开国皇帝出家有关。看来,事实并不限于此,而是更有深刻内容在内。到清末时,五台山作为国内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惟一融合共处的佛教名山,青庙与黄庙的总数已经达到了百余座的规模,黄庙(即藏传佛教的喇嘛庙)占到了其中的4/1左右。满、蒙、藏地区僧侣,每年不远数千里徒步跋涉到五台山朝山进香者四季不绝,接踵而至。甚至有内外蒙古王公,“驱驼马牛羊数千里,倾诚贡献”于五台诸寺。有的蒙、藏民族的佛教徒朝山时,当距离五台山中心台怀镇尚有100公里左右时,他们就一步一叩首地跪拜前行,一直坚持到所去五台山中心区域的塔院寺,然后首先朝拜塔院寺“五圣迹”(即佛舍利大白塔、刻有释迦牟尼佛足迹的佛足碑、文殊菩萨发塔、般若泉、杂花园遗址。 需要指出的是,在清代以前我国蒙、藏地区的一些佛教徒虽然早就有了朝拜五台山的习俗,甚至在唐宋时期即有东亚、南亚地区一些国家(如印度尼西亚、日本、尼泊尔等)的僧侣来五台山朝台拜佛,然而,那毕竟仍属于一种纯宗教或纯文化的活动,只有到了清初康、雍、乾三帝之后,五台山也才真正有了帝王家风范与浓浓的政治色调。

  

五台山尊胜寺有一副对联,上联曰“神仙阁上起会”,下联是“公侯洞下往来”。同样在五台山显通寺还有另外一副对联,上联写“帝泽握禅林奖字表功”,下联则是“皇恩荣藏宝赐传美”。这两副对联,多少反映了历史上历代帝王与五台山佛寺僧界的关系。人们常称在现实社会中混不下去的人逃入佛寺为“遁入空门”,殊不知那些“空门”之人却仍然还在凡间,说到底还要看皇帝的脸活着。说得更糟糕些,那些被记载为帝王“敕建”的寺院,或许就是另外一种世间“衙门”,谁又能讲得清楚呢。

  

中国的四大佛教名山(五台山、菩陀山、九华山、峨眉山)中现如今谁都知道山西的五台山被排列到首要之位,这里除一表示它的佛寺建造历史最为久远外,实际在历史上被帝王们光顾最频、干涉最多的恐怕也是五台山。许多典籍文献中,除了确切记载了那些能够给予考证的帝王宠幸宝山的煌煌信史外,有许多被称为“历史”的文字显然也有睁眼“瞎话”。例如五台山圆照寺中的明代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碑刻中就说黄帝曾经亲封五台山为“白云山”,又说秦始皇也曾封五台山为“圆光山”。这样的记述显然多数都是借帝王之名,不断在为这座著名的佛教对地之山更多地套上一些耀眼的光环,增加它的神秘气氛,夸耀它的神圣。说到底,事实上五台山的盛名,有许多成份还是在历代帝王的好恶贬褒之下逐渐形成的。

  

有一句老话,叫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五台山原来还是一块“王土”。在这个问题上,恐怕谁都不会有不同的看法吧。

(责任编辑:赵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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