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著名国画大师李可染

李可染（1907.3—1989.12），室名师牛堂，江苏徐州人。原名李永顺，曾用别号三企。擅中国画、美术教育，是中国山水画大家。自幼习画，深受潘天寿、林风眠影响，并师从齐白石、黄宾虹学画，曾在多所艺术院校任教。解放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长。擅山水、重写生，并将西画中的明暗处理方法引入中国画，将西画技法和谐地融化在深厚的传统笔墨和造型意象之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李可染先生生平简介

李可染1907年3月26日生于江苏徐州，13岁从师乡贤钱食芝学习传统山水画，16岁入上海私立美专师范科学习。1929年以优异的成绩入杭州西湖国立艺术院，破格录取为研究生，师从林风眠、法国名画家克罗多两位教授，研习西画。1943年应聘为重庆国立艺专讲师，从事中国画教学、创作。1946年应徐悲鸿之聘，为国立北平艺专中国画教授，同时师从齐白石、黄宾虹，潜心于民族传统绘画的研究与创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进一步致力于中国画艺术的革新。将“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为座右铭，使古老的山水画艺术获得了新的生命。可染先生的山水深厚凝重，博大沉雄，以鲜明的时代精神和艺术个性，促进了民族传统绘画的嬗变与升华。可染先生自成体系的教育思想，出现了活跃于画坛的“李可染学派”。他不仅是画坛辛勤耕耘70余年的一代宗师，而且在艺术观念的开拓上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影响早已越出美术界，受到各方面的高度评价。

1989年12月5日卒于北京寓所，享年82岁。

李可染先生斋名堂号

李可染先生一生中用过6个斋号，分别是有君堂、十师斋、师牛堂、识缺斋、天海楼、墨天阁。其中有君堂、师牛堂、识缺斋、天海楼见有钤印及堂匾，十师斋与墨天阁不见钤印。

“有君堂”斋号起用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现存作品中，最早见1943年所作《执扇仕女》钤“有君堂”朱文印。1945年《放鹤亭》钤“有君堂”白文印，1947年《醉翁图》钤“有君堂”朱文印，1948年《午困图》钤“有君堂”白文印，1954年《无锡惠山天下第二泉》钤“有君堂”朱文印（这在其50年代写生作品中是极罕见的例外）。最早署款“有君堂”的作品是1943年的《布袋和尚》。差不多与此同时的《荷净纳凉》，以及1946年的《蕉林鸣琴》《浔阳琵琶》《宋人诗意》《暮归》等，还有1947年的《温柔乡里不惊寒》、1948年的《钟馗》，也都署款“有君堂”。总之，40年代作于重庆和北平两地的作品，不管是山水还是人物，多半或署款“有君堂”，或钤印“有君堂”，不见别的斋号。

进入50年代，李可染很少再用斋号。一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气氛，用斋号显得封建旧派；二是大部分作品都是野外现场写生，不是画室中闭门所造，用斋号也不适宜。进入60年代，李可染也没有起用新的斋号，仍然沿用“有君堂”，但极少在画作上署款或钤印，仅见1960年的《柳溪渔艇图》署款“有君堂”，但恰似惊鸿一瞥，随后即不再见。直至1983年，才在《春雨江南图》又见“有君堂”署款。同年的《苍岩双瀑图》、1984年的《黄山烟云》亦署款“有君堂”，以后则不再使用。总计前后贯穿了41年。

“有君堂”的来历是这样的：1943年，时任国立艺专校长的陈之佛邀请尚在文委会为前程犯愁的李可染担任国立艺专中国画讲师，他搬进了重庆东郊嘉陵江南磐溪的房舍，可巧的是，屋里地上竟然冒出了竹笋，于是想起晋人“不可一日无此君”的逸事，遂起斋名“有君堂”。从这一年开始，李可染重新研究美术史，想把他认为传统中最优良部分集中起来，提出“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用他四十年后回忆的话来说，“是时钻研传统，游心疏简淡雅”，“虽用笔恣肆，但处处未落前人窠臼”。按照他的说法，重庆和北平时期，应是“所谓企图用最大功力打进去者”。“有君堂”这个画室斋名，应当说表明了李可染对传统的态度，他是把中国传统绘画，尤其是文人画，当做君子来相交的。他仰慕文人画的清气、逸气、骨气、灵气和率真之气，以疏简淡雅为尚，以放逸恣肆为真。因此，凡署款“有君堂”或钤印“有君堂”的作品，山水画一般都有隐逸情调，人物画一般都是高人逸士或古装仕女。而且，笔墨特征也很明显，用笔迅疾，长线飘曳；用墨烂漫，时作墨戏。题款多用行草，一般少有长题，多为“可染”二字穷款，或许是对自己的书法水平不满意、不自信。人物形象塑造趋于漫画化，性格夸张，趣味横生；山水树木亭舍，逸笔草草，不求形似，但求神韵。总的风格是不修边幅，有浓厚的魏晋名士气派，与“有君堂”的文化内涵和品位倒也十分般配。

从50年代起李可染不再用“有君堂”斋号，除了政治上和创作方式上的原因，可能还有文化心理上的原因。他提出改造中国画，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改造中国画中的旧文人习气，而他清楚地知道，“有君堂”所追求的文人趣味，恰恰是在改造之列：“元明清文人画及形式主义者，更把中国画从人民的手中抢去，缩小在狭窄的个人主义的圈子里，在效果上也变成特殊阶级的专门‘玩赏’品了”（李可染《谈中国画的改造》，原载《人民美术》创刊号，1950年）。因为有了这样的政治觉悟，“有君堂”是不能再用了。李可染请齐白石老人刻了一方“为人民”的长形白文印，常钤印于50年代的写生作品上。但有时候稍不留意，“有君堂”印又会偷偷溜到画作上，像1954年的写生作品《无锡惠山天下第二泉》，不过这可能是个无心之失。但是，1960年的《柳溪渔艇图》署款“有君堂”可就是有意为之了。

李可染最后一个画室斋号是“墨天阁”。应该是1988年开始在有些作品上署此斋号。《密树自生烟》、《高岩水边人家》、《暮雨初收夕照中》（均为1988年作），都署“墨天阁”。李可染晚年的山水画，都有一片暮云千里的“墨天”。当然，“墨天阁”的“墨天”不是这个意思。中国戏剧界有一句表示职业操守的行话：“戏比天大”。那么，中国水墨画家是否应该也有“墨与天齐”的意识呢？南朝梁元帝萧绎在《山水松石格》中，首倡“笔精墨妙”之说。从唐代开始，水墨的地位被文人推到了极为崇高的位置。传为王维所撰的《山水诀》开篇即说：“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清代石涛说要“于墨海中立定精神”，并有诗句：“墨团团里黑团团，黑墨团中天地宽。”黄宾虹也说要在墨法上力争上游，他的“七墨”说可以说是在理论上对水墨画墨法的一个精彩总结。李可染生性对墨韵有着天才般的敏悟力，他其实一辈子都在“墨戏”中过生活。他对米芾、董其昌、龚贤、八大山人、黄宾虹这些墨法大师做过相当深入的研究。到了晚年，他坚信中国绘画要想在世界艺术之林独树一帜，只能通过展现东方神韵的灵玄墨法来实现。

在1987年所作的《高崖飞瀑图》上，李可染题曰：“吾国绘画基于用墨，历代匠师呕心沥血，墨水交融千变万化，臻于神境。杜甫所谓‘元气淋漓障犹湿，真宰上诉神应泣。’石涛和尚题画句云：‘墨团团里黑团团，黑墨团中天地宽。’极言墨韵之美。此中堂奥，门外人不易知也。”这段话，大概就是“墨天阁”这一画室斋名的最好注脚。中国的墨法墨韵，像天一样清苍，像天一样高远，像天一样深幽。李可染站在自己画室的高阁上，看到的是一片墨天无尽的苍茫浩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