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以直言召人”，革除文风之弊，其宗旨不仅是要选拔治国安邦的杰出人才，而且是要纠正浮夸、浮华的时风，推行直言务实的作风。

　　靡曼浮夸，无益治世，是文章的流风之弊。文风革新后，言之有物，经世致用，成为有宋一代的文坛风气。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宋仁宗的文风革新与文德之治，对我们当前的转作风、改文风也不无启迪。

　　近日读到杨庆存著《宋代散文研究(修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我从该书获得的众多启益中，特别感兴趣的是作者在厘定宋代散文的历史成就、解析其渊源的时候，揭示了宋仁宗的“文德之治”对宋代文风革新的“不可低估的导向作用”。

　　宋代营造了中国散文史的巅峰时期，散文创作卓有成就的唐宋八大家，宋代占六位。然而，更令人讶异称绝的是，宋代的六位散文大家，均是宋仁宗赵祯在位时期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并脱颖于文坛的。宋代绵延319年，北宋、南宋共历18位皇帝，为何散文之兴，独出仁宗治下?

　　靡曼之文，无益治道

　　宋代散文的发展，是接续唐代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而来。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其导向作用不仅使文章“经世致用”被边缘化，而且放纵了六朝以来由诗而文的雕琢矫饰风气。“古文运动”的要义，就是反对六朝以来的以排偶为主、华丽空洞的骈体时文，主张恢复以散行单句为主、自然实用的散体古文，而其宗旨是提高文章的传达能力和教化作用——“文以明道”。然而，因为与科举取士的导向相悖，韩、柳追求平易实用文风的主张自然得不到朝野普遍共鸣，而且就他们自己的文章可见，所欲明传之“道”，也流于“空泛而不实”。

　　建宋以后，宋太祖赵匡胤立下“以文治国”的国策，崇文抑武，而宋仁宗将之发扬光大，缔造了使宋代中兴的“文德之治”。出身一介武夫的太祖尚文治，但不知时文之弊，故所倡导不过沿袭旧制，科举仍以诗赋取士;仁宗为太祖孙、宋室第四位皇帝，文教滋养，更加其勤勉慧识，深知时弊所在，因此对革除文风之弊有明确的导向。

　　天圣七年，年仅19岁、尚未亲政的宋仁宗即下诏书说：“朕试天下之士，以言观其趋向，而比来流风之弊，至于附会小说，磔裂前言，竞为浮夸，靡曼之文，无益治道，非所以望于诸生也。” 他亲政的第二年，再下诏说：“进士所习诗赋多浮华，而学古者或不得以自进。宜令有司兼以策论。”仁宗身为国君，不仅清楚时文“磔裂前言，竞为浮夸”的流风之弊，而且找到了切断流弊之源的途径：改科举以诗赋取士为以策论取士。因此，以科举取士为导向，求文章的经世致用成为有宋一代的文坛风气。

　　宋仁宗的文德之治，并非孤掌自鸣，而是拥有一批卓越的文人士大夫的支持。庆历四年，范仲淹等文臣上疏，谏言“取士当求其实用，人尽其才”，主张科举“以策论为先、诗赋其次”。仁宗即下诏说：“士有纯明茂材之美，而无文学作成之法，其饬身立节者使与不肖之人杂而并进，则无文徳敏行之才可以见焉。此取士之甚弊，而学者自以为患。”仁宗讲得很清楚，科举取士不是鼓励寻章摘句、因循格套的平庸之辈，而是要给豪俊奇伟之士以发挥其纯明茂材之美的空间，不能选拔才俊德优之士，就是科举的大弊。

　　直言召人，革新文风

　　嘉祐二年，苏轼、苏辙兄弟同科殿试进士。苏辙应试的策论，是一篇尖锐批评宋仁宗为君之失的政论文。他在策论中说：“往者宝元、庆历之间，西夏作难，陛下昼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谓陛下忧惧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弃置忧惧之心二十年矣。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臣疏远。小臣闻之道路，不知信否：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优笑无度。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三代之衰、汉唐之季女宠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将由之而出，内则蛊惑之，所污以伤和伐性;外则私谒之，所乱以败政害事。”

　　宋仁宗进行“以策论为先、诗赋其次”的科举改革，其宗旨不仅是要选拔治国安邦的杰出人才，而且是要纠正浮夸、浮华的时风，推行直言务实的作风——他的文德之治的要旨就是“以直言召人”。苏辙这篇策论，不仅直言当朝皇帝仁宗得失，而且仅凭“不知信否”的道听途说就对仁宗宫中之事妄议是非。考官胡宿认为苏辙言论“不逊”，呈请仁宗取消其录取资格，苏辙也自认为“策入必见黜”。但仁宗审阅苏辙的策论后，却钦点录取苏辙与其兄苏轼为同科进士。仁宗批复胡宿的“以为不逊请黜之”奏章说：“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谓我何?”

　　二苏殿试时，仁宗47岁，在位35年，而苏辙不过是一位年不及19岁的书生。仁宗以九五之尊、年寿之长，能容不名小子苏辙对自己公开直言不逊，以才德取人，是需要何等恢宏的胸襟气度?他对苏辙的纳取，是切实践行他“以直言召人”的国策，这不仅使他的朝廷中荟萃了范仲淹、包拯、晏殊、欧阳修等文德敏行的名臣，从而为将宋朝发展带入鼎盛时期的“文德之治”创造了条件;而且也以“直言论政”引导了文坛以平易自然为目标的文风革新。

　　仁宗逝世后，在继位的皇帝治下，二苏兄弟多次遭贬，谪迁异地，晚年颠沛流离，死而后已，苏轼更是于1079年，被诬“以诗讽刺时政”，不仅被递解京城，投入御史台狱，备受拷打屈辱，而且险遭性命之灾。可以想见，在1022至1063年间，如果在位的不是仁宗，而是神宗，不仅欧阳修的古文运动不可期望，恐怕三苏问世之初即以“妄论利害，才说得失”(苏轼语)死于非命了，又遑论此后能以“直言议论”立名传世?

　　摒弃浮华，文求务实

　　宋代王十朋说：“我国朝四叶文章最盛，议者皆归功于仁祖文徳之治与大宗伯欧阳公救弊之力。”“救弊之力”就是反浮华、浮夸，倡导平易文风的古文运动。有宋一代，欧阳修并非古文运动的首倡领袖，在他之前，宋初柳开、王禹偁，继后穆修、尹源、尹洙等文坛名士，纷纷以“宗经尊韩”为旗帜，致力于创兴平易自然的文风，但均未成主流风气。古文运动能在欧阳修为文坛盟主时期蔚然成风，其后经三苏绵延至1101年苏轼病逝，前后历八十年而不衰，欧阳修为宋代文坛“一代宗师”之功自不可没，但若缺少宋仁宗这位“文德之君”作“保护人”，更是不可能的。

　　《宋代散文研究》中说，欧苏散文所代表的宋代散文之美，突出风格是“平易自然，婉转流畅”。极而言之，“平易自然，婉转流畅”何尝不是散文作为一个独特文体所应达成的本真的美学风格?因此，在厘定宋代散文的历史地位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以欧苏散文为代表，宋代散文是中国散文美学的最后达成。然而，当我们论定宋代散文之大成的时候，又怎么能低估宋仁宗以一国之君，身体力行，为纠正“浮华”、“浮夸”的文风流弊所起的导向作用呢?

　　宋仁宗“以直言召人”，为欧苏一代文人倡行平易自然的文风提供了基本导向，这对我们当下倡导的转作风、正学风、改文风不无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