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韩信、萧何是刘邦最得力的文武大臣，可以说没有他们，汉王朝不可能建立，所以史上向来称之为“汉初三杰”。楚汉时期的有关成语故事，也以描写这几人的人生经历和历史评价最多。举几个生动的例证：故事性最强的可数韩信的“胯下之辱”了。此成语原始史料见于《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司马迁记载韩信青少年时生活贫苦，经常向人讨饭吃，周围的青少年也瞧不起他，甚至故意侮辱他，《史记》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于是信孰视之，亻免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这是一段一群社会小流氓结伙欺侮少年韩信的故事，明显是仗势欺人，强迫韩信从小流氓的胯下也即袴下低头爬过去，以侮辱他的人格，不料韩信竟然不顾颜面委屈钻过胯下，这一有趣的历史成语故事，实际哲理很深，形容了一位有宏大志向的人，决不会因小失大，而且委曲求全，最后终会有大成就。韩信就是这样一个不平常的人，他出身贫苦，但始终抱着将来有朝一日出人头地的宏大理想。胯下之辱之后的前半生，他政治地位上也一直不显赫，几次投奔项梁、项羽都不受重用，一直是个小兵卒子，后来投靠刘邦，开始也不过是一名“治粟都尉“的小官，最后在他自己竭力争取和知遇他的萧何大力推荐下，韩非终于成为汉朝大将军，掌管军事指挥大权。可惜的是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内部残酷斗争下，韩信和其他功臣一样，仍然免不了族灭已亡的悲惨下场。不过，可幸的是韩信的这则“胯下之辱”的有趣成语，两千多年来一直流行在民间，成为人们强化机智和人生感悟的典型。

       关于萧何的楚汉成语故事，就不如韩信那样生动有趣，因为他一生从事文职，为刘邦处理内务，所以《史记·萧相国世家》主要记载常规的政绩，很少有惊心动魄和生动精彩的故事。但是他仍有不少为后人传诵的成语，最突出的是“万世之功”和“汗马之劳”。这两成语都收在了中华书局那本权威的《汉语成语大词典》中，可惜解说过于简单，没有说清它们的来龙去脉。其实这是对汉朝大功臣最高的政治评价。事情发生在汉高祖五年，也即公元前202年，这时楚汉战争已基本结束，项羽被杀。汉朝的群臣们正忙于“论功行封”，以致于“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争议最大的是刘邦把建国“第一“功归于萧何，一些在战场激战多年的大将多有不服，他们认为自己“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而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凭什么位居首功?这应当是“汗马之劳”或“汗马功劳”、“汗马之功”成语历史正式源起。这段解释确切表明这是指战场多年的汗马战斗之功。现《汉语成语大词典》引用春秋战国时韩非子的一段议论和《汉书·严助传》一段记载，都不如《史记·萧相国世家》一段更为确切。“万世之功”的成语也来源于《萧相国世家》，司马迁记载，经过若干次激烈答辩，群臣终于心服，承认萧何确为建汉首位功臣，理由是楚汉激烈战争中，若没有处在关中的萧何每年及时供应接济汉军各部粮草，固守关中基地，汉军是不会取得胜利的。大臣鄂千秋的几句评论说到了根本上：“夫汉与楚相守滎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这句“万世之功”的高度评价后来终于成为流传后世的成语，这也是对萧何这位建汉功臣的高度评价。这句有份量的成语在汉代时就被若干名家引用，例如汉文帝时的贾谊，在《过秦论》中就有“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的句子。当然这里用词之意已和歌颂萧何“万世之功”有含意的不同了。这里还应当加几句议论萧何功绩的生动形容：在汉高祖与不同论点的将相辩论萧何的大功时，他举了这样一个精辟的比喻，拿捕禽兽的猎狗和驯养狗的猎者相比。《史记·萧相国世家》记录了当时高祖刘邦的这样一段对话：“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蹤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蹤指示功人也。”。“功狗”和“功人”有巨大的不同，一般“功狗”只充当战争搏斗的作用，而“功人“则指挥一切，控制全局。从这一点来讲，指挥全局的“功人“萧何是应当功归第一的。我觉得这“功狗功人”也应该归纳成一句古代成语，它有非常丰富的哲理，可惜的是各成语大家尚未注视到这一点。

       下面重点说说张良。张良是和萧何一样受到最重用的刘邦身边不可或缺的大臣，智谋尤其高深，后被刘邦破格封为“留侯”。有关张良的汉语成语也很多，如“助桀为虐”和“高枕而卧”皆和他一生的经历有关，前者是他劝导刘邦不要重复秦朝腐朽生活的一句警语，后者是刘邦妻子吕雉为后以后为保太子之位请张良不要漠视不管的一句求援之词。这两句成语均被司马迁记载于《史记·留侯世家》中。“助桀为虐”这句话是这样出现的：公元前206年，当刘邦率张良、樊哙等灭秦打进咸阳秦宫时，刘邦突然想从此做皇帝之梦过帝王腐朽生活，不再出宫，《史记》载：“沛公(刘邦)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此举遭到大将樊哙极力反对，但刘邦就是留居不听，几天和宫女鬼混，张良知道了此事，对刘邦进行了最严厉的批评，认为汉军打进咸阳是为了“天下除残贼”，应当“缟素”俭朴生活，如今这样“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就是说行为已和夏朝暴君夏桀以及秦朝暴君一样虐害百姓，这是绝不能这样做的。他还用一句“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向刘邦提醒，一定要听取忠臣的有益进言。结果这一番有力的比喻和剖析终于说服了刘邦，刘邦出了秦宫还军前线坝上。而且临行前下令部下将“秦重宝财物府库”和“秦丞相府图籍文书”全部封存，然后和关中老百姓约法三章，表示废秦暴政，使广大百姓平安生活。“助桀为虐”从此形成为一著名政治成语，流传广大民间，含意也更加广泛。后人也有将“助桀为虐”改为“助纣为虐”的，纣为商朝最后一代暴君。上面张良所说的“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后来也在民间广泛流传，形成成语。“高枕而卧”，是比上晚几年的故事，事发在汉高祖十一年，也即公元前196年。此时刘邦已经病重，平时都已不愿见人，但太子之位之争却在激烈争斗，有人要将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替代吕后之子太子刘盈之位，此事连刘邦都有点犹豫，准备换立太子。这当然使作为正宫的吕后娘娘大为气急败坏，她到处找人到刘邦处说情都未见成效，于是就力求当时著名的政治谋略家同时又为刘邦最信任的大臣张良想法。不想此时的张良也已因为汉初政治派别斗争的激烈而躲在家里不想过问政治，《留侯世家》称他“道引不食谷，杜门不出岁余”，即每天不好好吃饭，关门谢客不出户达一年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吕后才这样派人劝他：“君常为上谋臣，今天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就是说作为负责国事的大臣，现在太子都要换了，你还能在家高卧睡觉不管吗?张良果然受到了吕后的感动，为她推荐了德高望重的“商山四皓”四位八十岁以上的老前辈作为太子盈的老师，实际是助长太子的德望和势力，结果果然保住了太子的位置，后来当上了西汉第二代皇帝汉惠帝。而这里吕后所述的“高枕而卧”，也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有必要指出的是，此成语还有更早的记载，比如《战国策》有《魏策》和《齐策》两次说到“高枕而卧“的形容词，但在楚汉时人们运用得更多并更有生动的故事性，如除前述《史记·留侯世家》提到此成语而外，另在同书《鲸布列传》也同时在两处写到，是形容刘邦如果能正确采取对策，就能消灭企图谋反的鲸布在淮南的割据势力，那高祖刘邦就自然“安枕而卧”了。这可见在楚汉之时，人们十分习惯而且有些偏爱这句有趣生动的成语。要不不会产生身居深宫内的吕后随意就用这句成语批评张良，也不会大臣们给刘邦建议时两次接连运用这句大家都熟悉的语词之事。但对于张良助吕后拥立太子盈，改变“高枕而卧”生活方式，投入汉初政治斗争，后人有不同看法，《资治通鉴》卷十二高帝十一年有一段专门的考异指出，当时已经决心脱离政界斗争的张良绝不会这样让“留侯为子立党以制其父”，即利用商山四皓结成太子盈的党羽来对付张良一向忠于其主的高祖，是绝不可能的，“留侯岂为此哉”!“考异”批评这是《史记》作者司马迁好奇，多爱采一些民间故事来作史，所以认为“皆不取”才符合事实。我们现在可以以此作为一种参考，我觉得还是应该相信司马迁是对的，因为他毕竟为西汉前期人，离楚汉时期很近，所写史必有依据。

       窃以为，把汉字成语也应该列为一种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珍贵传统文化永远保存下来，整理这一宝贵文化，从中也教给人怎样懂得珍惜生活，规划人生，提高哲理，将古人的宝贵历史经验和文化财富更直接更广泛地在全人类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