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13日是常州籍文化名人周有光先生108岁寿辰。近日，副市长方国强和市有关部门人员来到周有光在北京的家中，拜访了这位被称为中国“现代汉语拼音之父”的著名经济学家、语言学家。

周有光是我国迄今最为长寿的语言文字学家，在海内外享有盛誉。虽然已近108岁高龄，但嗓音洪亮，思维清晰，看到家乡来人非常高兴。一见面，他就笑着与大家打趣：“是上帝把我忘记了！”老人家说自己并不服老，已把80岁前的年龄“清零”，视81岁为1岁。

方国强转达了市委书记阎立、市长姚晓东并代表500万家乡人民向周有光的诚挚祝福，祝愿这位“28岁的青果巷老人”生日快乐，并赠送了乱针绣等代表常州传统文化特色的生日礼物。

方国强还向周老介绍了我市保护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的情况。

当听说市委市政府正在加快建设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时，周老特别高兴，欣然题字：“常州我的故乡”“人文荟萃青果巷”。

周老还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本报记者带去的有关青果巷的图片。

关于周有光

半路出家——49岁，治学由经济转入语言，终成我国卓越的语言学家;

行为新潮——82岁，始学电脑。如今，打字、接发邮件，轻松自如;

笔耕不辍——93岁，出版《比较文字学初探》;100岁，《百岁新稿》问世;

神采奕奕——101岁，眼花耳背，但思维敏捷、行走麻利、甚至可以自行从三层楼下至一楼。

这就是周有光——中国文字改革的推动者、《汉语拼音方案》主要创制人之一。

他们骂我们“专家专家，专门在家”

1969年，周先生被下放到宁夏平罗的五七干校，在那儿劳动了两年零四个月。“我过了整整一年的农民生活，我觉得很有意思，还有好处。我容易失眠，到了宁夏去种田，没有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竟把我的失眠症治好了，所以看似不好的事也有好的一面。”

周先生曾这样写道，“在宁夏平罗远郊区，五七干校种了一大片高粱，教育家林汉达先生和我一同躺在土岗子上，看守高粱。躺着是犯法的，因为我们奉命要不断走着看守，不让人来偷;不得站立不动，不得坐下，更不得躺下;要一人在北，一人在南，分头巡视，不得聚在一起。我们一连看了三天，一眼望到十几里路以外，没有人影，没有人来偷，也没有人来看守我们这两个看守的老头。我们在第四天就放胆躺下了。”

于是，65岁的周有光和71岁的林汉达被派去看守高粱地，二位老先生仰望天空，热烈讨论中国语文大众化问题。一次，林老问:“未亡人”、“遗孀”、“寡妇”哪种说法好?周先生开玩笑回答: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又说，从前有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为《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讨论逐渐深入，最后一致同意，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二位老先生高声地交谈，好像对着几万株高粱在演讲。”

“搞学问就要思考。他们骂我们‘专家专家，专门在家’，只吃饭不干事。从外表看，他们是对的，可是他们不知道搞学问的人他要思考，你看不到他的活动的。这就是说，一种人的生活，另外一种人很难理解。”

对周先生来说，思考是一种习惯。看守白菜窑，他每天要把所有的白菜翻看一遍，将开始发烂的拿给炊事班去烧。他说，整个一冬天，我们从来没有吃过好菜。这件事引发了他的“白菜理论”:烂了才吃，不烂不吃，吃的全烂。

人愈老，愈追求真理。周先生说:“胡适说中国人为什么不进步呢?什么东西都要子曰，子曰是孔夫子讲的，这一来思想就束缚住了。我们不能什么东西都用子曰开头，要独立思考，有科学思想。”

当世界各地出现了“汉语热”时，一些人推断21世纪将是汉语的世纪，先生保持了相当的冷静:“汉语的国际地位，应作恰如其分的正确估计。汉语的国际性最弱，这是很多中国人不愿意承认的，但是，不承认并不能改变事实。要想改变事实，只有改变汉语本身，提高汉语的规范化水平。”

周先生说，鱼在水中看不清地面。人类走出大气层进入星际空间会大开眼界。今天看中国的任何问题都要从世界这个大视野的角度。光从中国角度看中国是什么也看不清的。观察自己的一生也要跳出自己。

“这种大人物，他说一句话，有千钧之重”

1947年与爱因斯坦的见面，对周先生而言，很多细节都遗忘了。

“我到美国不久，一个朋友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教授，他跟爱因斯坦是同事。一次在聊天中说，爱因斯坦现在很空闲，你可以去跟他聊聊。因此，我很有幸跟爱因斯坦聊过两次。他非常随便，一点都没有架子，他穿的衣服都没有我讲究。”

周先生回忆:“美国研究原子弹，当时打仗，经济紧张得不得了，研究原子弹需要很多钱，这钱投进去原子弹到底能不能造出来，谁都不知道。罗斯福总统不敢签字，就去问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就讲了一句话:That'spossible。那是可能的。罗斯福听了回去赶快签字了。后来原子弹果然研制出来了。这影响大得不得了。对这种大人物的贡献，你不能拿普通人来衡量他。他说一句话，有千钧之重。爱因斯坦读书并不好，大学都考不上。所以说考试只能测量你的记忆力，不能测量你的理解力、创造力。今天我们对青年和小孩的教育方法恐怕要改改。”

周先生对爱因斯坦的一段话记忆深刻:一个人的一生到60岁为止，工作是13年，除了吃饭睡觉之外，业余时间是17年，能不能成功就看你怎么利用你的业余时间。

“我这里故事很多，谁来开这个门，这门里就有故事”

谈话间隙，周先生便端起那杯温温的红茶咖啡。“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有一个好习惯，每天上午10点钟喝咖啡，这是从外国学来的习惯。喝咖啡的时候我们都是举杯齐眉，古代人举案齐眉，我们是举杯齐眉。举杯齐眉就是相互敬重，夫妇当然要相互爱，但光是爱，还是会发生矛盾，还要相互敬重。”

周先生的夫人是张允和。叶圣陶先生曾说，九如巷张家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后来，四个女儿中，二女儿张允和嫁给了周有光，三女儿张兆和嫁给了沈从文。于是，周有光与沈从文便成了连襟。

“沈从文很有意思。当时胡适说，你写的小说很受欢迎，就来大学教书吧，教怎样写小说。但沈从文不会讲课，你要让他讲怎么写小说，他也讲不清楚。当时沈从文是老师，张兆和是学生。后来，时间长了，沈从文就给张兆和写信，但是张兆和看也不看，沈从文呢，你看也好，不看也好，就是一直写。张兆和生气了，拿着信去找胡适校长，说‘您看，他是我的老师，怎么能乱写信呢’?她以为胡适一定会同情她的，没想到胡适思想很新，说‘沈从文又没有结婚，这不是很正常的么’？胡适最后来了一句，张兆和就更生气了:‘我跟你爸爸也挺熟的，要不要我跟你爸爸讲一讲啊’，张兆和气得不得了，甩了袖子就走。就这样，沈从文依然写信，你不回信也没关系。后来他们就好了。”

“我这里故事很多，谁来开这个门，这门里面就有故事，要是没人开这个门，我自己就忘了。”推开曹禺先生这扇门，周先生便把我们领进去了。

“当时曹禺的衣服破了，冬天，耗子在夜里跑到他棉袍的隔层里去了。他白天穿上了，‘呦，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发抖啊?’他还以为自己在发抖，在生病呢。其实是耗子在里面动呢。这是他的一个笑话。他的夫人郑秀呢，是洋学堂里出来的，很讲卫生，天天洗澡。曹禺却很不讲卫生，郑秀每天强迫他洗澡，那时候每天洗澡是很少见的，他就懒得洗，在洗澡房里一边看书一边拿手划水，划不是有水声么?就骗郑秀说洗了澡了。”

“我97岁去体检，医生不相信，以为我写错了年龄，给我改成了79岁”

“我97岁去体检，医生不相信，以为我写错了年龄，给我改成了79岁。医生问我怎么这样健康，我说这要问医生啊。以前我没有考虑过，后来我觉得是：1.我不吸烟，不好酒，只喝一点啤酒。2.宴会上不随便吃东西。以前我在上海有一个顾问医生，他告诉我大多数人不是饿死而是吃死的，乱吃东西不利于健康，吃的还是要家常便饭。3.平时讲究卫生，天天洗澡洗头。4.乐观，坏事情里也能看到好事情。5.晚上10点左右睡觉，早上7、8点起床，睡眠很好。中午还要睡一下，生活比较有规律。”

周先生饶有兴趣地说：“我结婚时，我们家的老妈妈就偷偷地算了一个命，算命先生说，不行啊，这一对夫妇只能活到35岁。我当然不信了，可是觉得很有趣，现在两个35岁也不止了。”

周先生百岁时，晚辈们为他制作了一个精美的纪念画册，大量珍贵照片，勾勒出先生一生治学、家庭和生活的轨迹。数十位晚辈绕膝，浓得化不开的亲情，令人感动不已。

“有光一生一生有光”，夫人张允和的话，是对他最美的祝福。

成果解读

半个多世纪以来，周有光在语言文字学领域辛勤耕耘、开拓创新，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研究中心是中国语文现代化，其成果主要有：

一、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1955年，周有光提出普及普通话的两项标准：全国汉族学校以普通话为校园语言，全国公共活动以普通话为交际媒介，并提出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1979年-1982年，周有光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促成国际投票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之后，周有光继续研究以词语为单位的拼音正词法，形成《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8年公布。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主编《汉语拼音词汇》，成为电脑中文词库基础。

二、研究中国语文的现代化问题。1961年出版《汉字改革概论》，对语言学和文字学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如词的结构问题、同音字和同音词问题、简化和繁化问题等，扩大了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范围。

三、研究比较文字学和文字的发展规律。周有光研究发现，文字的特点决定于文化（包括宗教）的传播，不决定于语言的特点；他提出了“文字三相分类法”（符形、语段、表达法），并把汉字的传播历史分为“学习、借用、仿造、创造”四个阶段。

四、研究中文的信息处理和无编码输入法。周有光致力于研究无编码的“从拼音到汉字”的自动变换法，认为汉语的内在规律可以作为中文电脑智能化的依据。他提出“两个双语言”建议，认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急需实行两个双语言：方言和共同语的国内双语言；汉语和英语的国际双语言。

和母亲及家人在一起（右二为周有光）

 

1979年4月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召开的华沙会议上，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国际标准。

 

1986年语言界学者聚会（左起：季羡林、吕叔湘、许国璋、周有光、马学良）。

 

周有光夫妇和“连襟”沈从文夫妇（左起：张允和、周有光、沈从文、张兆和）。

白首夫妇，花前共读。

“新潮老头，白发才女”——丁聪为周有光夫妇所画漫画。

回声

周先生是老一辈语言文字学家，已届耄耋之年，但是论学术思想他却一直走在时代的前面。周先生所以能够这样，重要的原因是他有世界的眼光，能从世界来看中国。

——苏培成（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杨国亮、周有光等九位百岁老校友，用知识改造社会、用文化重塑民族、用奋斗书写自我，是一百年来无数有志之士的精神象征。

——王生洪（复旦大学校长）

周先生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

爸爸说过，观察自己的一生要跳出自己。后来他的确跳出了自己。他从中国人的识字问题，到世界文字发展、比较文字学，进而研究人类文化发展规律的问题，研究结果出了三本书。他对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系统地把知识组织起来是很有帮助的。

——周晓平（周有光之子，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专访

要以世界视角看中国

人物周刊：您曾将文字的历史分为三期：原始（形意）文字时期，古典（意音）时期和字母（表音）时期，汉字在宏观分期中处于古典时期。这3个历史时期是不是文字发展的必然轨迹？您曾说要让汉字字母化“等五百年吧”，但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字母化是不是一种历史趋势？

周有光：人类文字发展分几个阶段，不同学者看法不一样，我比较了几十种看法之后，把它分3个阶段，原始文字、古典文字和字母文字。原始文字是不成熟的，它不能全部记下我们想说的，尤其是虚指，有些部分要靠你自己记。汉字是古典文字，重要的古典文字还有两河流域的楔形字、古埃及的象形字和美洲的玛雅文。玛雅文一度失传了，差不多600年没有人认识，后来一个俄罗斯人把它认出来了。我在1956年搞到了俄罗斯的资料，第一个把它介绍过来。可是几年之前举行大规模的玛雅文化展览，只有玛雅文没有玛雅文解释，他们不知道玛雅文已经看得懂了！

古典文字作为符号是很难认的，之后有了字母文字，这是高度思维的结果，也是发展趋势。在咱们国家，有人争论我们的拼音能否成为文字。拼音化有两个含义：广义的拼音化，比如用拼音发短信、给汉字注音，方便了很多到中国来的外国人，他们觉得汉字很难。80年代到欧美去讲学，有个教授问我，你们汉字有没有1000个？他以为1000个就不得了了，我说我们通用汉字有7000个。他吓坏了！狭义的拼音化，就是把拼音变成正式的文字，这个很困难。拼音从理论上讲当然可以成为文字，但要真正成为文字，不仅要我能写，还要你能看懂，100年后的人能看懂。人家问我最短要多久，我说你等500年吧！

人物周刊：您曾举文艺复兴的例子旁证对“华夏文化”应该“温故而知新”，对古代文化的精华加以提高和发展，再创造新的文化。您对当前的“国学热”怎么看？

周有光：民国那时候就有好多人说不要用“国学”这两个字。什么叫“国学”？只是中国有“国学”吗？我就用“华夏文化”来代替“国学”。我主张研究华夏古代的东西，温故而知新。近来复古风很厉害，其中一种是真正的复古，以为古代好现在不好，这是错误的。孔夫子说“述而不作”，先把古代的东西学好，不要乱七八糟自己搞，这个态度开头是很对的，但再进一步就不行了。我们今天要“述而又作”，社会是进化的，我们要学古代的，也要创造今天的。孔夫子是谨慎，说不要创造，其实他创造了很多东西。这就是正确的复古态度，不仅继承，还要发展和更新。

人物周刊：除了向内观照华夏文化之外，您一直很关注全球化的问题。

周有光：我是学经济出身，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后领导让我做文字改革，我就改行了。研究语言文字学时我发现，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好的传统，缺点是只研究中国不研究外国，只研究古代不研究现代。新时代语言文字的许多问题其实从清朝末年就开始了，古老的语言文字跟现代化不能配合。所以我写成了《汉字改革概论》，把群众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把文字改革跟现代科学挂钩。当时发行量很大，日本很快就翻译过去了。

我做研究有这种视野——必须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能从中国来看世界。比如提出一个问题，汉字在世界历史上占什么地位？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从50年代开始研究，一直到80多岁把它写成书，叫做《世界文字发展史》，补充了现代的知识，跟外国联系，把汉字的学问扩大到世界。

前两天我看到这本《许倬云访谈录》，有一段话很对，大意是说过去我们讲爱国，现在全球化年代不能这么讲了。法国人爱法国，德国人爱德国，于是打了两次世界大战。要爱人类，从爱人类的角度来爱国。这种想法在英美很早就有了，我最近写了两篇文章稍稍提到一点，出版社说写得太心急了，不知道读者能不能接受得了。说真的，迟早我们要接受，这是一个趋势。

文化不分国家。但我们这里，《人民日报》好多文章还是老一套，现在大学政治课都是老师讲给天花板听。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能从国家看世界，老一套的宣传迟早要改掉的。

人物小传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省常州市青果巷。1923年就学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25年因五卅惨案离校，改读爱国师生创办的光华大学，1927年毕业。1927年至1948年，先后任教于光华大学等校，任职于江苏银行和新华银行，并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1949年上海解放前夜回国，任教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讲授经济学，业余从事语言文字研究，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55年奉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先后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语言文学应用研究所研究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三编审之一、《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顾问委员会”中方三顾问之一、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应邀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讲授汉字改革等课程。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教育组副组长等职